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送到中央机关时，开国大典的筹备正忙。工作人员把信夹在一摞电报里，毛主席看到署名，停了下来。他没有把信转给别人，只问了一句：“卫立煌的母亲，还在合肥？”
得到答复后，他交代下去：查清楚老人住在哪里，生活上要照顾好。话不长，事情却很快往下走。没过几天，合肥地方上接到了转来的要求。
肥东卫杨村刚解放不久，村里人见了穿制服的人还躲。区里派了两个干部，一个姓赵，一个姓孙。他们找到卫家老屋时，院门半掩，屋里只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坐在灶前择菜。
赵干部说：“老人家，我们是地方上的，来看看您。”
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摇头：“我一个孤老婆子，没什么好看的。”
她不说儿子是谁，村里人也不敢多嘴。卫立煌这个名字，在那时候还敏感。赵干部没急着问，只把带来的米面放下，又看了看漏雨的屋顶。
孙干部说：“屋顶得修，不然入秋要遭罪。”
老太太还是不肯接话。直到赵干部说了一句：“卫立煌将军抗日有功，政府晓得。他写信回来问您，我们就得来。”
老太太的手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问：“他……还在？”
“在，安全。”赵干部说，“您放心。”
这句话之后，老太太没再赶他们走。第二天，村里来了几个工匠，把屋顶重新铺了。区里又安排人定期送粮，请郎中来看过她的咳嗽。老太太不爱说话，但每次干部来，她都把灶上的水烧开，倒一碗放凉。
卫立煌在香港等消息。他不敢直接往合肥写信，也不便托太多人。过了些日子，一个远房侄子从广州辗转带来口信，只有几句话：家里粮食够，屋顶不漏，郎中来看过，勿念。
卫立煌听完，坐了很久。旧部来劝他，说台湾那边又来了电报，条件还可以再谈。卫立煌摆摆手：“我娘在合肥有人管，我不能走错路。”
后来台湾方面的人亲自上门，话说得很满。卫立煌安静听完，只说自己身体不好，想清静。等人走后，他对身边人说：“去回掉吧，就说我老了，不挪了。”
他没有去台湾。此后几年，他留在香港，日子过得低调。那张从合肥来的口信，他记了很多年。每逢有人问起大陆的事，他只说一句：“合肥那边，有个老娘。”
1955年，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大陆。到北京后，他托人去肥东打听老屋。去的人回来告诉他，屋子还在，村里人知道那是卫家老屋，一直有人照看。
卫立煌点点头，没再多问。过了一会儿，他交代来人：“替我谢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