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准备动身前往苏联访问，专门叫来李克农，交代道：“我离开北京后，你把‘0409’给我抓起来，越快越好，以防万一！”

1949年11月，北京的监听人员截住了一份很短的秘密电报。字不算多，分量却很重：里面涉及毛泽东准备访问苏联的时间，电文后面还跟着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代号——“0409”。

这意味着一件很现实的事：如此重要的出访安排，在正式启程之前已经被潜伏人员掌握。毛泽东看到相关电文后，要求公安部门在自己回国以前解决这个隐患。当时谁也说不清“0409”到底是谁，更不知道那部秘密电台藏在北京什么地方。

这起案子真正难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如果只是发现一个可疑人员，抓起来并不复杂。可面对一部仍在工作的潜伏电台，抓得太早，很可能只抓到最外面的一层。谁给他提供情报，谁送钱，谁负责联络，背后还有多少人，都可能因为一次仓促行动而断掉。

所以，侦查人员没有满城找一个叫“0409”的人，而是反过来琢磨：一个长期潜伏的报务员，总得吃饭、租房、养家，电台要工作，情报人员也需要活动经费。人可以改名字，钱却很难完全不留下痕迹。

这个思路很快带来了转机。

北京没有查到明显异常后，侦查人员把视线转向天津，在境外汇款中发现了可疑资金。顺着收款人和社会关系继续排查，一个叫“计旭”的男子进入视线。再查下去，人们发现，“计旭”并不是侦查人员真正要找的身份，他就是计兆祥。

计兆祥并不是一个临时学会摆弄电台的人。他接受过报务训练，北平解放前已经奉命留下潜伏。1949年2月起，他开始通过秘密电台对外联络；南京解放后，又转归国民党保密局系统指挥，继续在北京活动。后来审讯材料显示，从1949年2月到1950年2月被捕，他先后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超过3万字。

这样的人，光靠跟踪还不够。

侦查人员于是用了一个很生活化的办法——查电。

那时候的无线电设备工作时耗电明显。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到了固定时段，用电量突然比周围住户高很多，就值得留意。侦查人员化装成电业人员检查电表，又在夜间记录计兆祥房间用电变化。

结果，一个关键规律出现了。

计家夜间用电量升高的时候，恰恰也是监听部门收到秘密电台信号的时候；计兆祥当天的部分活动情况，与随后监听到的电报内容也能相互对应。到了这一步，“0409”究竟是谁，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清楚。

可李克农接手案件后，仍然没有马上动他。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此时计兆祥还在活动。表面看，留下这样一个已经基本锁定的人似乎冒险，实际上侦查人员想要的已经不只是一部电台，而是通过这部电台把后面的联络网继续牵出来。

这个决定很快有了回报。

1950年初，计兆祥的通信内容牵出了东北方向的潜伏力量以及从外部派来的人员。侦查人员赶往东北布控，两名准备与当地潜伏组织接头的人员落网。随后，公安人员通过接头安排继续向里追查，又掌握了当地一批相关人员和联络关系。

至此，留着“0409”继续发报的价值已经基本用完。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在莫斯科签署。毛泽东结束访问踏上回程后，北京方面也准备收网。2月26日，公安机关展开行动，计兆祥被捕。

抓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电台在哪里？

侦查人员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些相关物品，却一度没看到最重要的机器。负责办案的曹纯之赶到现场重新检查，最终注意到天花板上一幅位置异常的《牡丹图》。取下画后，隐藏在后面的秘密电台以及手枪、情报底稿、密码材料等物品被发现。

证据到了这一步，整个身份链条终于闭合。

计兆祥承认，他就是那个在监听电文中反复出现的“0409”。一个原本只有四个数字、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潜伏台台长，就这样从无线电波里被一点点“找”了出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计兆祥案并不是单纯的“泄露一次行程”。案件材料记载，他此前已经长期搜集、传递军事等方面情报。1949年5月，南苑机场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案件材料也将计兆祥提供相关情报与这次袭击联系起来。

所以，侦办人员当初为什么没有一确定身份就抓人，也就容易理解了。

他们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发报的人”，而是一条仍然运转的情报通道。如果第一天就冲进去搜电台，或许案子很快就能宣布破获，可后面的人、资金来源、东北方向的联络和行动安排，都可能随之消失。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结束第一次访苏行程，返回北京。此时，计兆祥已经被控制，那部曾经不断向外发送情报的秘密电台也不再工作。

从一个没有姓名的“0409”，一直追到潜伏人员、秘密电台和外围联络关系，这场持续数月的追查，靠的不是某一个偶然发现，而是一环接一环的验证。也正因为如此，这起案件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反特侦查中经常被提及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