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马步青被免去职务后，来到河州老家去探望自己的叔叔马麟，二人见面后，马步青向叔叔马麟抱怨道：我和子香已经翻了脸，不想在西宁住了，他太狡猾了，他用计谋暗害我，我还能跟他共事吗？朱长官让我住在兰州帮他，我没答应。朱长官跟马步芳还不是一个鼻孔眼出气吗？还是住在河州老家好，做个逍遥自在的林泉隐士算了！”

马步青回到河州时，已经不再是那个手握兵权、能够左右局势的人了。他刚被免去职务，又在与胞弟马步芳的争斗中失势，心里憋着一口气，最后干脆离开西宁，回到老家。

他原本想得很简单，既然官场容不下自己，那就回河州过清静日子，做个远离权力的闲人。可是，真正见到叔叔马麟后，这个想法很快发生了变化。

马步青先到了癿藏，见到马麟的长子马步荣，随后在引导下见到了正在养病的马麟。叔侄二人一开始聊的还是家常，身体怎么样，家里近况如何，气氛并不紧张。

话题一转到马步芳，马步青的情绪就压不住了。
他向叔叔诉说，自己和子香已经翻脸，不愿再住在西宁。马步青认为，马步芳用计谋排挤自己，表面上和气，实际上却在一步步夺走他的地位。如今兵权没有了，职务也被免了，兄弟之间那点情分，似乎也跟着散了。

有人邀请他住在兰州，帮着做事，他也没有答应。在马步青看来，朱长官和马步芳关系密切，自己去了兰州，未必能得到真正的支持。与其继续卷入其中，不如留在河州，过自己的日子。

这番话听上去像是想通了，实际上更像是失望之后的退让。一个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岁的人，突然说要做林泉隐士，真是看淡了吗？

马麟显然不这么认为。
在马麟眼中，马步青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被这次变故打掉了心气。他劝侄子，年纪还轻，正是能做事的时候，不能因为一次失势就彻底退场。

马麟还提起了自己过去吃过的亏。他认为，马步芳心思深，不能只听表面上的好话。早些时候，他曾提醒马步青提防这个弟弟，可马步青当时并没有完全相信。如今兵权被夺，马麟觉得，事情已经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这段劝说，并不是普通的家人安慰，而是在提醒马步青，失去职位不等于失去翻盘机会。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外界只会把这件事看成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化，又有谁知道他心里的委屈？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马步青不是没有怨气，而是担心自己没有靠山。
他对马麟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大多站在马步芳一边。自己现在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足够的人替自己说话，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这份顾虑并不奇怪。在那个环境里，军权、人脉和上层支持缺一不可。单靠一封诉状，能不能改变局面，谁也没有把握。

马麟没有顺着他的退意往下说，而是继续鼓励他。事情能不能办成是一回事，敢不敢把经过说出去是另一回事。既然觉得自己受了冤，就应该去申诉，不能还没行动就认定自己一定失败。

在叔叔的推动下，马步青重新打起精神，写下控诉书，准备前往重庆。他想把马步芳排挤自己、夺走兵权的经过，直接摆到蒋介石面前。

从河州到重庆，这趟路不只是一次奔波，也像是马步青最后一次争取主动权的机会。他已经失去了手中的部队，只能寄希望于更高层的干预。可到了重庆后，他面对的现实却比想象中更冷。
蒋介石没有接见他。

原因并不难猜，马步青此时已经在与马步芳的较量中出局，手里没有部队，也没有明显的号召力。对蒋介石来说，替一个失势的地方军政人物出面，可能会带来新的麻烦，却未必能换来实际收益。

马步青碰了壁，只好转而寻找其他渠道。他见到了何应钦。何应钦与马步芳关系并不融洽，按理说，马步青似乎找到了一条能够利用的路径。

但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期待发展。

何应钦没有公开替马步青出头，也没有直接推动重新分配兵权，而是把那封控诉书转交给了马步芳，让马步芳自己查复、反省。表面看，这像是把争议交回当事人处理，实际上却没有改变马步青失势的处境。

这一步很关键。马步青本想把兄弟之间的矛盾，提升到国民政府层面解决，结果控诉书却落到了马步芳手里。原本想借上层力量压住对方，最后反倒让对方清楚知道，哥哥已经把家事和权力纷争摆到了外面。

从这一刻起，兄弟之间就不只是争夺兵权了，还多了一层无法消除的猜疑。马步青觉得弟弟不顾亲情，马步芳则认为哥哥要置自己于险境。两个人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谁都不愿意退让。

说到底，马步青这次赴渝，争取的不只是一个职位，更是想证明自己没有输得不明不白。可在权力较量里，诉说委屈只是起点，能不能找到真正愿意承担后果的人，才决定事情会不会改变。

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蒋介石没有见他，何应钦没有替他出面，控诉书最后回到了马步芳手中。马步青没有夺回兵权，马步芳也没有因此与哥哥修复关系。

相反，兄弟二人的矛盾越积越深，后来几乎形同陌路。曾经一起处在权力中心的亲兄弟，最后连正常往来都难以维持，这场1944年的争执，也成了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