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当年说过：“人心这东西，真不能试。我蹲大牢的时候，把房子过到了我妈名下，让她帮我看着。我跟她讲得明明白白：这房子不能动。还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她。后来，我弟弟做生意赔惨了，我妈连磕巴都没打，就把我的房子拿去抵押，给弟弟填坑。从头到尾，根本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1971年，李敖预感自己要因政治风波入狱，最先着手处理的就是自己的两套房产。那是他早年靠写文章、出书籍一分一分攒钱买下的全部家底，既是这么多年的心血，也是他给自己留的出狱后路。
 
当时台湾的环境他很清楚，一旦被定了罪，名下的财产大概率会被没收充公，绝不能留在自己名下。他思来想去，把其中一套房子登记在了弟弟李放的名下，另一套则过户到了母亲张桂贞名下。
 
办手续那天，他分别跟弟弟和母亲反复交代，说这两套房子只是暂时挂在他们名下，所有权还是自己的，不管外面出什么事，都绝对不能拿去抵押、变卖，更不能拿来做生意填窟窿。
 
怕母亲年纪大记不住，他还专门写了张字条，把要求写得明明白白，压在了母亲衣柜的抽屉底下。母亲当时连连点头，让他放心进去，家里的事有她盯着，出不了错。
 
弟弟也在旁边保证，说自己肯定不动哥哥的房子。李敖入狱之后，母亲每月都会来探监，每次隔着铁窗，李敖都要再提一遍房子的事，翻来覆去地叮嘱。
 
母亲每次都笑着应下来，给他带些爱吃的吃食，让他安心服刑，不用操心外面的事。他也托过相熟的朋友照看弟弟，别让他瞎折腾生意。
 
就这么过了几年，李敖在牢里读书、写文章，全靠着出狱后能回到自己房子的念想撑着，总觉得有亲人和房子等着自己，日子就还有奔头。
 
可事情还是没按他想的来。李放那时候年轻气盛，没什么经商经验，被身边一个自称有门路的朋友撺掇，说合伙开公司能赚大钱，还让他当董事长。
 
李放听了心动，早就把哥哥的叮嘱抛到了脑后。他先是瞒着所有人，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子抵押给了银行，贷了钱投进公司。
 
可公司运营得一塌糊涂，没几个月就亏了个底朝天，不仅本金没回来，还欠了不少外债，债主天天堵在家门口催。
 
李放走投无路，就跑到母亲跟前哭，说自己这次要是还不上钱，就得被债主逼死，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张桂贞看着小儿子满脸憔悴的样子，心一下子就软了。
 
她心里盘算了很久，觉得大儿子李敖本来就聪明能干，性格又硬，就算没了房子，出狱之后靠写文章也照样能挣钱，早晚能再买；可小儿子本事小，性子又弱，这次要是不帮他一把，可能真的就毁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她最终还是偏向了看起来更难的小儿子。
 
她没给牢里的李敖捎任何口信，也没跟其他子女商量，自己拿出另一套房子的房产手续，在抵押合同上签了字盖了章，把这套房子也抵押了出去。
 
贷出来的钱她一分没留，全给了李放拿去还债。她本想着等李放的生意缓过来，赚了钱再把两套房子都赎回来，等李敖出狱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什么事都没有。
 
可李放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拿到钱之后再投进去，还是打了水漂，连银行的贷款利息都还不上。银行那边不管家里的私事，贷款到期之后就按流程走，两套房子全都被收走，准备公开拍卖。
 
1976年，李敖获得减刑出狱。他拖着行李从监狱出来，直接往自己熟悉的房子走，满心想着终于能回家了。可走到楼下才发现，门锁早就换了新的，单元门口贴着银行的封条和拍卖公告。
 
他拉住路过的老邻居问情况，邻居叹了口气跟他说，这房子早就让你妈和你弟拿去抵押还债了，银行要收走好些天了。
 
李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转身就去了母亲家。见到母亲和弟弟之后，他压着脾气问事情的经过。张桂贞见瞒不住了，也就直说了，非但没有半分愧疚，反而觉得李敖小题大做。
 
她说，你弟弟都快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当妈的不能不管，你当哥哥的帮衬弟弟一把，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再说房子挂在我名下，我还做不了主了？李放站在旁边也没说话，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李敖看着眼前的母亲和弟弟，想起自己在牢里千叮咛万嘱咐的那些话，想起那张写得清清楚楚的字条，想起自己好几年的念想，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
 
他没跟母亲争吵，也没骂弟弟，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人性这东西，果然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件事之后，李敖和母亲、弟弟之间就生了隔阂，再也回不到从前的亲近。
 
但他也没跟家里彻底断绝关系，后来母亲年纪大了，跟着李放去了加拿大定居，没住多久就和弟媳闹了矛盾，李放嫌母亲麻烦，直接把她送回了台湾，不肯再管。
 
李敖知道之后，还是放下了过去的过节，给母亲找了合适的房子，承担了所有的生活费和医药费，一直照顾到母亲2000年去世。而那个被母亲倾尽所有帮衬的小儿子李放，直到母亲下葬，都没回台湾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