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1879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夫人身患重病，前后延请更换一等一顶尖的传统中医多达17人，可始终不见效果。李鸿章焦头烂额，迫于救妻心切，只好铤而走险尝试当时不被信任的西洋医师。
手术后的第四天，李鸿章站在夫人病榻前，看着她第一次安稳地睡去，额头上不再渗满虚汗。赫维德女士刚刚换完药，将一支温度计递到他面前，水银柱停在一个清晰的刻度上。
“烧退了。”她说。
李鸿章接过温度计，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他想起那十七张药方上滚烫的“急火攻心”“需以寒凉镇压”的诊断，和夫人始终不退的高热。
十天后，夫人能坐起来喝一碗参汤。参是御赐的上品，熬汤的罐子还是那个罐子。李鸿章尝了一口，味道和以前并无不同。可这次，夫人的气色真的开始好转。
他把马根济请到签押房，桌上摊开的是筹建水师学堂的预算。他忽然问：“若在海上，士卒受炮伤，肠腹破裂，依西医法，能救否？”
马根济答：“及时缝合，可。”
“几成？”
“若救治及时，过半。”
李鸿章推开预算册子，抽出一张空白奏折。他提笔蘸墨，第一句写的是“为仿设军医学堂事”。写到“须教授解剖、生理、外科诸科”时，笔锋顿住了。窗外传来幕僚们争论购置克虏伯炮优劣的声音，他听见有人引经据典，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他把那张写了一半的奏折压在镇纸下，起身去了内院。
夫人在廊下晒太阳，手里捻着一串佛珠。见他来，轻声说：“那两位洋大夫，今日该来复诊了。”李鸿章点点头，在她旁边坐下。阳光照在夫人脸上，他看见她眼下还有淡淡的青黑，但那种笼罩了数月的死气已经消散。
“他们在后院配药房。”夫人又说。
李鸿章转身往后院去。配药房里，赫维德正用一个天平称量白色药粉，每一份都用油纸包好，写上日期。马根济在擦拭一套闪亮的手术器械，刀刃在光线下泛着冷冽的光。李鸿章站在门外看了片刻，没进去。
第二天上朝，那份奏折还是递了上去。
驳回来的谕旨三天后到了天津。理由是中体西用，医道关乎圣人体统，不可全盘照搬夷法。建议可聘一二西医充作顾问，讲授之事，仍应以《内经》《伤寒》为本。
李鸿章接了旨，没说话。
他把谕旨收进匣子，然后叫来亲信，吩咐了两件事：第一，从北洋粮饷里拨一笔款子，在紫竹林租一处僻静院落；第二，从新建的水师学堂备选生里，挑四十个识字的、手稳的、胆子大的年轻弁目。
光绪七年冬，天津紫竹林那座没挂牌子的院子里，四十个年轻人第一次看见被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器官。马根济用生硬的官话讲解胃的位置，赫维德在一旁拿着解剖图谱对照。屋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两个学生忍不住跑到门外呕吐。
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弹劾的奏章里写他“私设邪堂，教习剖割，毁伤人体，有悖伦常”。朝会上，一位老臣颤巍巍地指着他：“李少荃，你欲使我大清子弟，皆成刨坟掘尸之徒乎？”
李鸿章出列，撩起官袍下摆，跪在殿前。
“臣妻病危时，”他的声音不高，但殿里忽然静了，“十七位国手，言人人殊。有曰阴虚，有曰阳亢，有曰痰瘀交阻，有曰邪祟侵体。药方开出来，羚羊角、犀牛角、百年山参。一碗碗灌下去，高热不退，脓疡愈深。”他顿了顿，“后请洋医，一刃剖开，脓血尽出，五日热退，十日能食。臣今日跪在这里，只想问一句：若战场上，兵士肚破肠流，该灌参汤，还是该缝合伤口？”
殿上无人应答。
1885年春，北洋医学堂第一届学生结业。李鸿章亲自到场，看了一场演练：用猪腹模拟伤处，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止血、缝合。最快的一个，用了不到一刻钟。
结业礼后，学生散去。马根济和赫维德在收拾教具。李鸿章走到那个人体解剖模型前，伸出手，摸了摸模型胸腔里那颗漆成红色的心脏。
模型是硬的，凉的。
他收回手，对候在一旁的幕僚说：“给京师递个折子，就说……北洋医学堂成效初显，请予备案。”这次，他没有等批复。
折子送出去的第二天，他去了天津旧城最负盛名的“济世堂”医馆。坐堂的老大夫认得他，惶恐起身。李鸿章摆手，只问：“若一人腹内痈疽成脓，深不可及，阁下如何施治？”
老大夫捻须沉吟：“当以峻剂攻之，托毒外出。”
“若攻不出呢？”
“这……当徐徐图之，扶正祛邪。”
李鸿章点点头，没再问下去。他走出医馆，街上“华佗再世”的匾额在夕阳下反着光。轿夫抬起轿子，他闭目坐在里面，听见轿外传来的，是街市嘈杂的人声，和远处隐约的、北洋水师操演的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