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祖国战死，不做民族未亡人！”1982年关露背负了43年的汉奸之名终于被平反，10年的牢狱之灾得到了释怀。平反半年后，关露躺在床上服用安眠片自杀身亡，走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为何？

1982年冬天，上海一间不足十平米的老旧小屋里，75岁的关露静静躺在床上，身边没有儿女照料，也没有亲友送行，只有一个磨得发白的塑料娃娃，和一张泛黄的男人照片，照片背面，是她用颤抖的手写下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就在半年前，压在她头上43年的“汉奸”罪名终于被彻底平反，所有人都以为，苦了大半辈子的关露总算熬出了头，该安享晚年了，可谁也没想到，她会以这样决绝的方式，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
很多人不解：冤屈洗清了，名分恢复了，为什么非要走绝路，可当你真正读懂她这一生就会明白，对关露而言，死亡不是绝望的妥协，而是她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1907年出生的关露，原名胡寿楣，从小就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家境贫寒没能挡住她读书的脚步，靠着自学啃完中学课程，1927年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

1930年23岁的关露发表第一篇小说《她的故乡》，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来她创作的歌词《春天里》传遍大江南北，“春天里来百花香”的调子，直到今天仍有人耳熟能详。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关露是响当当的左翼才女，文笔犀利，思想进步，是左联的核心骨干，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的她站在阳光下，受读者追捧，被同志敬重，人生一片光明。

1939年，一封密电彻底扭转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交给她一项绝密任务：打入汪伪特务总部“76号”，策反其负责人李士群。

76号是当时人人谈之色变的汉奸魔窟，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要接近李士群，就必须先把自己“变成”汉奸，融入那个圈子，临行前上级潘汉年郑重嘱托她：“今后不管谁骂你汉奸，绝对不能辩解，否则就功亏一篑。”

关露一口答应了，她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对一个视名节比生命还重的女作家来说，顶着“汉奸”的骂名活着，比一枪打死她还要煎熬，可她更明白国难当头，总有人要站出来，总有人要做出牺牲。

这世上有一种牺牲，叫“名誉殉国”，它不像战场牺牲那样轰轰烈烈、青史留名，而是活着被钉在耻辱柱上，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连为自己辩白一句都不行，关露选的就是这条最艰难的路。

关露借着李士群妻子叶吉卿的关系打入76号，整日与汉奸特务周旋，昔日的文坛好友见了她，要么远远躲开，要么当面啐口水；曾经并肩的同志，也骂她是“革命的叛徒”。

没人知道这些笑脸逢迎的背后，是关露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份份机密情报悄悄送出去，在她的策动下，李士群后来暗中为新四军传递了大量情报，帮根据地躲过了无数次扫荡。

1942年，策反任务刚见成效，新的命令又来了：让关露出任日本人主办的《女声》杂志编辑。

在外人看来这是彻头彻尾为日本人做事，“汉奸”的帽子算是戴稳了，可实际上关露借着杂志的掩护，偷偷刊发了大量暗藏反战爱国思想的文章，还借此联系上日本国内的共产党，亲手转交了延安方面的密信。

1943年，关露受命以“中国代表”身份赴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参会照片登报后，全国舆论哗然，“文化汉奸关露”的骂名彻底传遍了大街小巷，关露不是不委屈，无数个深夜她蒙着被子哭到天亮，可天一亮，又得擦干眼泪继续扮演那个“卖国求荣”的角色。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关露以为终于能摘下面具、恢复身份了，可等来的却是国民党的“肃奸”通缉令，比通缉更让她心碎的是，相恋多年的恋人，怕被她的“汉奸”身份连累，留下一封绝交信便彻底消失了。

组织上为了保护关露，将她秘密转移到了解放区，可她的真实身份，依旧不能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本以为能迎来新生，没想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关露受到牵连，被以“汉奸特务”的罪名逮捕入狱；1967年她再次被捕，又是八年铁窗生涯，前前后后整整十年牢狱之灾。

昏暗的牢房里，关露一遍遍喊冤：“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可没人能回答她，当年了解她任务的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自身难保。她的功绩封存在绝密档案里，她的罪名却明明白白挂在人前，从32岁接受任务到75岁平反，43年光阴，那个风华绝代的才女，被折磨成了精神恍惚的白发老人。

1982年，组织终于查清全部事实，为关露平反昭雪，郑重宣布所有“汉奸”指控纯属诬陷。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关露异常平静，没有喜极而泣，也没有怨天尤人，就像扛了几十年的千斤重担，终于落地了。

半年后关露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躺在床上服下了安眠药，走得安安静静，一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