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已有叛变迹象的郝鹏举和陈毅商谈后，离去临沂，返回民主联军驻地，朱克靖也随他回去。临行前，陈毅与朱克靖促膝长谈，陈毅一方面忧虑朱克靖深入虎穴，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对郝鹏举部“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以便使我军主力部队运动到莱芜集中。朱克靖深知此行肩负责任的重大，坚定地对陈毅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47年初的山东战场，最贵的东西不是一城一地，而是时间。国民党军企图南北夹击，逼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决战。如果我军的机动方向提前泄露，如果侧后出现一支突然倒向国民党军的武装，主力调动就会平添风险。郝鹏举几万人马的政治态度，因此直接牵动战役部署。
问题恰恰出在郝鹏举身上。这个人此前的经历已经足够复杂：早年在西北军系统活动，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政权，日本投降后又进入国民党军序列。1946年1月上旬，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他率部转向解放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一个事实：他手里的部队虽然换了旗号，却远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造。
当时最容易出现的误判，就是把“起义”理解成万事大吉。事实上，一支长期以个人控制、人身依附和旧军队关系维系的武装，不可能因为一次通电就彻底改变性质。军官听谁的，人事权握在谁手里，基层士兵认不认同新的政治方向，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改编随时可能倒退。
朱克靖被派到郝部，正是为了啃这块硬骨头。他不是普通联络员，而是长期做政治、统战和军队工作的干部。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抗战时期，他又长期负责新四军联络工作。这样的人被安排在郝鹏举身边，本身就说明这支部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朱克靖到郝部以后，并没有只盯着郝鹏举一个人。他组织教育、培训干部，向官兵介绍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纪律，试图从内部改变这支旧式武装。这里有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共产党当时争取的不是郝鹏举个人，而是尽量争取郝部中愿意走另一条道路的官兵。
到了1946年下半年，郝鹏举的真实盘算越来越藏不住。随着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施压，他再次寻找后路，同国民党方面秘密联系。朱克靖察觉情况后立即上报。这个节点说明，郝鹏举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选择，他判断方向的核心标准，始终是自己的地盘、军队和个人出路。
因此，临沂会谈真正难的地方，不是有没有发现叛变迹象，而是发现之后怎么办。立即翻脸，军事上当然干脆，可郝部一旦提前倒向国民党军，就可能在华东野战军机动期间制造新的麻烦；继续争取，又意味着留在郝部的干部每一天都在危险中。这不是一道只有勇气就能回答的问题。
朱克靖选择返回，其意义也正在这里。他不是不知道郝鹏举靠不住，相反，他对局势比很多人更清楚。他回去以后还向政工干部传达指示，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发事变。明知风险上升还坚持岗位，与毫无防备地陷入圈套，完全是两回事。
1月22日晚，郝鹏举以研究配合作战为名，邀请朱克靖前往住地开会。朱克靖已经预感异常，临行前还作了交代。进入郝鹏举住地后，他和身边工作人员随即被扣押。随后郝部向国民党控制区移动，朱克靖则被连夜押往海州。
1月27日，郝鹏举公开叛变。这个日期尤其值得记住，因为它表明此前的政治争取已经走到尽头。华东方面并没有因为一度接纳过郝部就束手束脚，在确定其公开倒向国民党军后，很快转入军事解决。政治上尽力争取，军事上提前准备，两手并没有互相排斥。
白塔埠一战尤其能说明这一点。郝鹏举或许以为带着部队倒过去，还能换到新的政治资本，可战场不会给反复投机者无限机会。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从郯城一带迅速出动，经过连续行军，于2月6日晚发动攻击，第二天就结束战斗。郝部这张牌还没来得及发挥多大作用，就被打掉了。
更有意味的是，讨郝战斗没有打乱华东野战军的大局。第二纵队完成任务后继续北上，投入更大规模的莱芜战役。几天之后，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陷入包围。三天时间，5.6万余人被歼，国民党军南北夹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遭到沉重打击。
这时再理解“能争取一分钟就争取一分钟”，分量就完全不同了。战争中的一分钟，不只是钟表向前走六十秒，而可能意味着一个纵队多走几里路，一支部队完成一次隐蔽转移，一个作战方向晚一点暴露。朱克靖承担的任务，看不见炮火，却直接服务于炮火真正落下之前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