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歌唱家关牧村因丈夫的长期家暴，毅然提出离婚，丈夫强硬地表示离婚可以，但房子和孩子你只能选一个，关牧村的选择让他大吃一惊。

王星军把话说完，就盯着她看。他嘴角抿着，等她的反应。关牧村没看他，目光落在儿子房间紧闭的门上。门缝底下是暗的，孩子没开灯。

“我要添元。”她说。

王星军愣了下，好像没听清。“房子你不要？”

“留给你。”关牧村声音不高，但很平，“存款也留给你。我带添元走。”

王星军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又停住。“你带着他，住哪儿？唱首歌就能变出房子来？”他话里带着刺，可语调有点空，像没料到这回答。

关牧村开始收拾沙发上几件孩子的衣服。她叠得很慢，边角对齐。“总能有地方住。”

“你非要这样？”王星军声音高了点，“你以后怎么办？拖着个孩子，你以为日子好过？”

关牧村把叠好的衣服放在一边，这才抬眼看他。“添元在怕。你摔东西的时候，他躲在厕所里，捂耳朵。”她顿了顿，“房子没了，还能再挣。孩子不能一直这么怕下去。”

王星军不说话了。他点了支烟，吸了两口，又按灭。窗外天色暗下来，屋里没开灯，两个人的影子糊在地上。

“手续早点办吧。”关牧村说，“添元下学期该上学了，我想带他离开这儿。”

王星军忽然笑了一声，很短，听不出情绪。“你倒是干脆。”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她，“行。孩子你带走。别的，别后悔。”

关牧村没应声。她走进儿子房间，轻轻推开门。添元坐在床沿，手里攥着个旧铁皮小车，头低着。她蹲下来，手放在他膝盖上。“跟妈妈走，好不好？”

添元点点头，小声问：“去哪儿？”

“先去北京。妈妈在那儿有朋友。”关牧村摸摸他的头，“咱们租个房子，窗户大一点的，你好放小桌子写字。”

“爸爸呢？”

“爸爸还住这儿。”

添元抬头看了看她，又低下头，手指抠着车轱辘。“他会不会来找我们？”

“不会。”关牧村说得很确定。她握住孩子的手，“以后就我们俩。”

几天后，关牧村牵着添元走出家门，手里只提了一个皮箱，装了些随身衣物和她的乐谱。王星军没出来送。下楼时，添元回头看了一眼阳台，空荡荡的。

火车上，添元靠着她睡着了。关牧村看着窗外掠过的田地和光秃秃的树，手指无意识地轻拍着孩子的背。皮箱放在行李架上，里面有一张存折，余额不多，但她算过，够撑三四个月。北京那边，已经托人打听便宜的出租屋。

夜里添元醒了，迷迷糊糊问：“妈妈，我们到了吗？”

“快了。”关牧村说，“再睡会儿。”

“到了就有新家吗？”

“嗯。”她拉了拉盖在孩子身上的外套，“先住个小屋子，等妈妈多唱几场，咱们再换大一点的。”

添元往她身边缩了缩，又睡着了。关牧村一直没合眼。窗玻璃映出她模糊的脸，没什么表情。她想起第一次来北京演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灯光照下来，底下黑压压一片安静。那时候心里是满的，唱歌就是一切。

现在心里空了一块，但另一块被攥紧了。她低头看了看儿子睡熟的脸，把那个念头摁下去：不能回头想，只能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