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有这样一位奇人：他七次会试不第，四十八岁才绝意科名，却在舆地、金石、书法、目录诸学皆登峰造极；他以使馆随员的身份东渡日本，竟被异邦尊为“书道近代化之父”。他便是湖北宜都人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

杨守敬一生学问，以舆地学为根基，成就最为突出。其代表作《水经注疏》四十卷，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被许嘉璐誉为“自朱谋《水经注笺》以来三百余年郦学研究水平最高、成就最大之划时代著作”。此书以朱谋玮本为底本，参伍互证戴震、赵一清等前人成果，复加实地考察所得，对郦注阙疑多所辨正。罗振玉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并推为清代“三绝学”。此外，他编绘的《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以一朝或一国为一组，画出县以上地名及名山大川，被誉为中国地图编绘史上的里程碑。

杨守敬的另一重要舞台在日本。光绪六年至十年间，他随公使黎庶昌出使东京，正值明治维新后日本汉籍备受冷落之机，杨守敬趁机遍访书肆，搜购中土久佚的古籍善本。他将所见善本逐一考订，撰成《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又协助黎庶昌辑刻《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二百卷，多为国内久已失传的唐宋元秘本，堪称近代域外汉籍回流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他携去大量碑版拓本，与日本书家交流书艺，近代日本书坛尚北魏风骨，实多出于他的倡导，故东瀛有尊其为“书道之宗”一说。

杨守敬晚年总结一生学书心得，著《学书迩言》，在传统“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素之外，增以“品高、学富”二要，强调碑帖融通，兼收汉魏之雄健与晋唐之雅致。这一书学思想既是他个人艺术实践的结晶，也为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作了最好注脚。

顾颉刚曾感叹：“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从宜都街头的商店学徒，到晚清学坛的集大成者，杨守敬以毕生之力证明：真正的学问，从不问出身，只问志之坚与求之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