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9月15日，韩国已经有5.9万人联署，要求禁止中国人免签入境韩国，同时加强外国人入境审查与犯罪管理。
韩国其实早就遇到过一次几乎同样的难题。2018年，大批也门人通过济州免签渠道入境并申请难民，取消济州免签、收紧难民政策的请愿一度获得数十万支持。韩国政府当年没有把整个济州免签制度推倒，而是在6月1日把也门列入免签排除对象，再逐人进行身份和难民审查。这个先例说明，舆论压力很大是一回事，政府究竟改哪一道门，又是另一回事。
2018年的济州也门难民事件与本次高度相似，两次争议都从免签、安全和入境管理迅速扩大成全国性请愿，但关键差异也很明显：当年进入济州的也门人只有数百人，今年中国游客却是韩国最大的外国游客群体，而且还同时涉及全国团体免签和济州个人免签两套制度。这意味着韩国如果真要动政策，牵动的已经不是一个地方管理漏洞，而是一整条旅游和人员往来链条。

先看最新变化。9月15日下午还是约5.9万人，到9月18日已经升到7.88万人。请愿8月31日公开，9月12日越过5万人门槛，14日送进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签名还要持续到30日。这个速度证明议题确实有社会动员力，但按照韩国国会程序，它取得的是“接受正式审查”的资格，而不是7万多人直接替政府废除了一项出入境制度。
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韩国舆论口中的“中国人免签”实际上包含两个完全不同的通道。全国制度针对的是指定旅行社组织的3人以上中国团体游客，最长15天；济州依照当地特殊制度，可以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国个人和团体游客最长停留30天，而且原则上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把两套制度合成一句“韩国允许中国人随便免签进入”，制度事实本身就已经被压扁了。
全国团客制度也并非拿着护照直接闯关。韩国法务部门规定，相关游客必须由指定旅行社组织，名单提前进入出入境系统，入境限制人员、过去非法滞留人员等高风险对象会被筛除。2025年韩国法务部还专门说明，系统会事先核查相关名单。因此，对安全审查是否充分当然可以讨论，但把“无签证”直接解释成“无审核”，并不符合韩国自己的制度设计。
真正比较棘手的地方在济州。截至2025年8月底，韩国方面掌握的济州免签资格非法滞留人员达到10738人，其中中国籍9100人，占85%左右。这个数据不能回避，因为它说明济州长期运行的特殊制度确实存在滞留管理成本。从中国视角看，承认真实问题反而更重要，只有把非法滞留、普通旅游和刑事犯罪分开讨论，才不会让个别治理漏洞被扩大成对一个国籍群体的整体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今年的动作看起来很矛盾。6月23日，韩国驻青岛总领馆正式宣布，把中国团体游客临时免签从7月1日延长到12月31日。8月24日，韩国法务部又宣布全面调整广域型签证制度，继续吸引外国学生进入地方就业、携家属定居和消费。韩国行政体系面对的任务其实不是单纯“少进外国人”，而是怎样把需要的人引进来，同时把高风险对象筛出去。
旅游市场更不允许韩国轻易把各种人员混在一起处理。2026年7月，韩国共接待209.3万名外国游客，其中中国游客77.7万人，排在第一；今年前7个月，中国游客累计达到399万人。这个规模背后连接的是航空、酒店、免税、餐饮和地方商业，所以国会审查一旦真正进入政策层面，要算的就不只是签名数量，还包括每一种收紧方案究竟针对什么风险，以及为此需要承担什么经济成本。
还有一个此前讨论得很少的变量，就是中韩现在并不是站在同一种免签安排上。中国目前允许韩国普通护照持有人因旅游、商务、探亲、交流和过境等事由免签入境，最长停留30天，政策有效至2026年12月31日。韩国全国范围给予中国游客的便利则主要针对3人以上团队、最长15天，济州才有单独的30天制度。两边本来就不是完全镜像关系，因此韩国若再明显后退，议题就可能从国内治安政策延伸到双边人员往来的对等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18年的也门案例值得重新拿出来看。当年舆论压力比今天这份7万多人的请愿更猛烈，韩国却没有因此取消所有济州免签，而是把也门单独列入限制范围，同时增加审查。后来当年主要的484名也门申请者中，2人被认定为难民，412人取得人道主义居留许可，其余人员分别被拒绝或终止审查。韩国当时选择的是按风险对象做切割，而不是让一场请愿代替整套法律程序。
因此，这次最该观察的是韩国国会会不会把两套制度重新拆开。全国团客15天免签已经设置旅行社责任、名单预审和高风险排除，济州30天制度面对的却是更长期的非法滞留管理问题，两者的风险结构本来就不同。如果法制司法委员会把它们放在同一把尺子上处理，政策很容易失焦；如果分开审查，济州管理机制反而可能成为真正需要修改的部分，这是由制度结构本身决定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