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达官贵人妻妾众多，不加节制的生育，让人看着就恐怖。

朱元璋打下天下，头一批封出去的王爷是自己的儿子，一共二十六位，各自就藩一地，由朝廷拨付俸禄、提供田产。

亲王生下的儿子，继续有爵位，继续领钱；往下一代，还是同样的规矩。《皇明祖训》里把这些写得相当清楚，朱家血脉，朝廷有义务养着。

这个出发点，和朱元璋本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幼年贫苦，父母兄长相继饿死，对那种绝境有刻骨的记忆。等到坐上皇位，对子孙的安排，他不想留任何缺口，要让朱家世世代代有保障。

慷慨是真慷慨。代价也是真实的代价。

古代贵族纳妾，在制度上是有明文规定的事，不同品级对应不同的额度，地位越高允许的妾室数量越多。

到了亲王一级，正妃之外还有侧妃、庶妃等多种名分，所生子女依礼制均计入宗籍，均有资格领取朝廷发放的禄米。多生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份固定的国家支出，年年如此，代代如此。

这道算术题往下算，结论来得比想象中快。

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各自建藩，各自繁衍。

以晋王一系为例，晋王朱棡是朱元璋第三子，封在山西太原，后代在山西境内世代繁衍，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仅这一支留在山西的宗室人口，已经需要朝廷专门制定管理细则来应对了。

这还只是二十几支藩王里的一支而已。

先把当时的制度框架说清楚，才能理解为什么人口会增长得那么快。

明朝宗室子弟的爵位按亲疏递降，亲王之子降封郡王，郡王之子降封镇国将军，再往下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直到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是末等，往下就不再降了，子孙全部以奉国中尉论。

也就是说，到了第七代，血缘上的稀释已经相当远，但在制度上仍然算宗室，仍然有资格领取禄米。

封爵等级越高，禄米越多；等级越低，数量也越少。

但积累下来，总量是往上走的。王府里的子嗣越多，往下分支的数量越大，每一代落下来的末等宗室数量都在增加。

整个大明宗室的人口，洪武、永乐年间还在朝廷掌控之内，到了正统、成化以后，增长速度开始让户部坐不住。

及至嘉靖年间，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禄米支付困难的情况已经不是偶发，而是逐渐成了常态。

据明史学界的研究与估算，到万历年间，在册宗室人口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且这个统计本身就因记录不完整而有低估的可能。

某些省份的情况尤为突出。山西、河南、四川等宗室聚居密集的地区，承担的禄米压力比其他省份重得多。

一些明代文献中留有记录，说明部分省份为境内宗室拨付的禄米，在当年税粮收入里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地方官员在财政周转上出现了明显的紧张。

朝廷不是没有尝试处理这件事。

嘉靖年间开始，围绕宗室管理的讨论和政策调整就没有停过。

万历初年，《宗藩条例》经过大幅修订，对禄米的发放标准做出调整，对低级宗室的待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缩，同时放开了部分限制，允许低级宗室子弟参加科举，让这些没有出路的末等宗室后人可以走仕途一途。

这些改动，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纾困效果，但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人口惯性，不是一份条例能在短时间内扭转的。

在这里值得多说一句，明朝宗室的生活处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亲王郡王这个层级，坐拥王府庄田，生活相当优裕，府内侍从、乐工、护卫数量众多，整个王府就是一个小型的管理体系。

往下到镇国将军以下，各等级的经济条件差异悬殊，最低层的奉国中尉，每年禄米按制度规定少而又少，王府里人口多的情况下分下去更是有限。

到了晚明，财政全面告急，宗室禄米的拖欠在多个省份都有案可查。

各地奉国中尉一级的末等宗室，有不少已经陷入实际上的贫困状态，禄米领不足，又因宗室身份不得从事部分职业，处境相当尴尬。

这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也成为晚明改革派官员反复提出的议题之一。

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朝就此结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朱家宗室成员，从那时起各自沉入了各自的命运，有的在战乱中失散，有的改换门庭，有的就此隐没于民间。

明朝宗室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从洪武年间开始运转，到崇祯年间随着王朝一起结束，前后近三百年。这套制度保住了一部分朱家后人的生计，也把一个财政上的难题越滚越大，传了下去。

今天还留存的几处明代藩王府遗址里，院墙和门楼还在。

里面当年住过多少人、生过多少孩子，史料里散落着一些记录，但没有一张能把数字全部加总起来的账目。

那本宗人府的册子，也早就找不到了。

参考资料：
《明史·诸王传》《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