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北京解放军305医院。

周恩来的心跳，停了。

几位中央领导闻讯赶来，邓小平声音颤抖，叶剑英哭红了眼睛，拉着邓颖超的手久久不放，好多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另一些人，转身就走了。

中午，一支车队驶出305医院北门，把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另一家医院——北京医院。

很多人当时不明白：人走了，为什么还往医院送？

答案，是周恩来自己提前交代好的。

他说：我死后，请医院做病理解剖，弄清楚癌症怎么发展的、怎么死的，为医学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

这是他最后一个心愿。活着给国家，死了也要给医学。

时间往前拨四年。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给他做例行尿液检查，发现了几个不该出现的红细胞。几天后，以吴阶平为首的多位专家会诊，确诊结果出来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早期，非常早期。

吴阶平当即和同事联名向中央写了紧急报告：必须立刻做膀胱镜检查，及早手术，完全可以治愈。
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传回来的指示是——不检查，不开刀，对周恩来和邓颖超保密。

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陈毅开刀死了，谢富治开刀死了，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

吴阶平心里清楚：这个病，早期处理，完全不是大事。一个0.5厘米的浅表肿瘤，膀胱镜下电灼，手术不超过半小时，恢复极快。拖下去，就什么都说不准了。

但医疗方案，不是医生说了算的。

周恩来本人，连自己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他每天继续批文件、开会、接见外宾，靠输血维持体力，日夜操劳，照旧转。

这一拖，就是将近一年。

1973年1月的一个清晨，周恩来小便时大量尿血，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成了红色。

这一次，治疗终于被批准了。

3月10日，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医生看清楚了：肿瘤只有0.5厘米，很浅，很好处理，术后尿色迅速变清。

吴阶平事后说：如果1972年5月一确诊就治，根本不是什么大病。

但10月，癌症复发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正式住进305医院，开始了生命最后的一段路。从那天起，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共做了13次大小手术，平均每40天一次。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工作。

1975年9月，周恩来要进手术室，他的最后一份文件还没签字，工作人员急忙把报告拿来，用木板托在他胸前，邓颖超扶着他的胳膊，他握着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写下日期："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签完，他说："我签了字，就算办完了这件事。"

然后被推进手术室。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陷入昏迷。值班医生轻声问他：总理，您还有什么事吗？

他睁开眼，摇了摇头。

后来有人问护士，总理临终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什么。护士说：他问了一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停止呼吸，享年78岁。

中午，邓颖超来到遗体旁，把白布轻轻撩开，在他额头亲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再看看恩来。

然后，车队出发，驶往北京医院。

遗体解剖的时候，在场的人几乎都哭了。负责解剖的韩宗琦院长回忆：当白布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那几道手术疤痕，当听到汇报说主要脏器全部有癌瘤转移，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

解剖做完，理发师朱殿华来了。他给周恩来理了二十多年的发，住院8个月，周恩来一直说不用麻烦了。这一次，他在太平间里，见到了永远安睡着的那张脸，他差点没认出来。

深夜11点，整容、化妆、穿衣完毕，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

消息传出去，全世界都有了反应。

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口，旗帜降了半旗。

自联合国1945年成立，没有任何一位外国政府首脑去世时，享受过这种待遇。一些国家代表愤愤不平，质问为什么要为中国总理降旗。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在台阶上，说了不到一分钟的话：

"周恩来是一个没有自己账户、没有孩子、没有遗产、没有留下任何私产的人。像他这样完全献身于人民的领导人，我们应该为他降半旗。"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驶向八宝山。

那一天，北京长安街两侧，自发聚集了超过百万人。他们站在寒冬的街道上，有的哭着，有的只是沉默地看着车队缓缓经过。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那个下午。

没有人号召，没有人组织，是人们自己来的。

遵照遗嘱，周恩来的骨灰没有保留，分别撒向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和渤海黄河入海口的上空。

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地。走了之后，也没有留下可以祭扫的地方。

【主要信源】
《周恩来之死》，中文维基百科，综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官方档案整理
《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下），顾保孜，中共党史研究院网站，2019年2月
《难忘的400余天——忆周恩来总理在三〇五医院》，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网，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