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笃信：如今国富民强，真到中美开战那天，没人会去当汉奸。可现实恐怕没那么天真。物质富足了，骨头未必更硬；利益链条越长，能被拿捏的把柄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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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美发生全面冲突”当成一个极端假设，我认为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网上常说的“到底会有多少人投敌”，而是一个国家在巨大外部压力面前，社会能不能保持稳定，普通人能不能形成基本的共同认知。
 
抗战时期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教育程度、经济条件、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根本无法知道，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一场中美全面冲突，到底会有多少人选择什么立场。
 
所以，“现在潜在投敌者一定比80年前多几倍”这种话，可以作为一种假设讨论，却不能当成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
 
不过，人口规模这个变量确实值得注意。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人，16至59岁人口达到8.5136亿人。中国拥有巨大的社会人口规模，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应对重大风险时的重要人力资源。
 
可反过来说，人口规模越大，社会运行涉及的利益和诉求也越复杂。
 
因此，如果真的进入极端战争状态，不能简单用“人口多，所以动摇的人也一定多”来计算。决定社会是否稳定的，从来不只是人口数字，而是国家治理能力、社会信任、信息传播、经济运行和民众对战争性质的理解。
 
回头看看抗战历史，这一点其实更加明显。
 
公开党史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期间确实存在伪军、伪政权以及投降反正等复杂现象，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抗战力量。
 
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抗战时期中国战场交战规模巨大，伪军曾达到100多万人；同时，抗战期间也有大量伪军最终投降或反正。
 
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战争环境下，人性的表现从来不是单一的。
 
有人可能动摇，有人可能逃避，有人可能选择合作，也有人会坚持抵抗。把整个社会简单分成“爱国者”和“卖国者”，其实反而看不到真实历史的复杂性。
 
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更应该关注第二个因素——社会利益。
 
和平时期，每个人当然都会关心自己的收入、住房、工作和家庭，这是正常的人性，也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一个人重视个人生活，就推断他在战争状态下必然会背叛国家。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如果不断下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缺乏基本平衡，那么在重大危机出现时，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我并不赞成把“精致利己”简单等同于“未来汉奸”。两者之间没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人在和平时期追求个人发展，与战争状态下是否做出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同样，社会上存在一些崇洋、否定本土文化或者对西方社会过度理想化的观点，也不能据此判断这些人未来一定会“倒戈”。
 
思想观点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很长的距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在重大危机面前，社会能不能保持理性，能不能识别虚假信息，能不能避免被极端情绪和外部宣传牵着走。
 
这其实比给某一类人贴标签重要得多。
 
我尤其不赞成把“害怕战争”直接等同于“软弱”。
 
对普通人来说，希望自己的家庭平安、孩子能够正常上学、自己能够正常工作，这恰恰是最朴素的愿望。
 
珍惜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意识。相反，一个社会真正成熟的国防意识，应该既知道安全的重要性，也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样的巨大代价。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举行。
 
官方讲话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放在一起强调，我认为这四句话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记住战争的代价和维护和平，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事情。
 
所以，如果真的要谈所谓“内患”，我认为真正应该防范的不是简单寻找一批所谓的“潜在叛徒”，而是防止社会在重大冲击下出现信任崩塌、谣言扩散、经济失序和群体对立。
 
一个国家的安全当然需要军队，也需要强大的国防工业、能源体系、粮食供应和金融体系，但最终承受这一切的还是社会本身。
 
老百姓能不能正常生活，企业能不能继续生产，交通和能源能不能保持运转，信息环境能不能保持基本秩序，这些事情同样决定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如果未来真的出现重大外部冲突，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不是提前给多少人贴上“投敌者”的标签，而是让绝大多数普通人拥有稳定的生活预期、基本的国家认同和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
 
人口规模很大，不等于潜在叛徒就一定更多；社会更加多元，也不等于凝聚力必然下降。真正决定一个社会能否经受重大危机的，是它有没有足够强的组织能力、社会信任和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