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皮定均进京开会，周恩来见到他，劈头就追了一个存疑二十多年的问题："你当年到底带了多少人出来？"
你当年到底带了多少人出来？
 
 
蒋介石下令限期肃清，中原军区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延安发来命令，只有四个字，立即突围。
 
问题是，六万多人一起动，目标太大，敌军也会立刻跟上。要让主力西撤，就必须有人留下来，把敌人的注意力牢牢吸住。这个任务危险到近乎有去无回，最后落在了皮定均率领的七千人身上。
 
七千人是什么概念？他们不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其中有不少长征老兵，也有长期在敌后作战的骨干。正因为能打、能走、能扛，这支部队才被推到最危险的位置。
 
王树声把任务交代下去后，还给皮定均和政委徐子荣送来了两套平民便衣，意思很明确，真到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化装突围，至少保住指挥员。
 
皮定均没有接受。
 
他表态很直接，要走就带着全体战士一起走，要留就和部队一起留下。一个指挥员如果先给自己留退路，队伍还能不能顶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键时刻的选择。
 
接下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了东面。
 
按常理看，东面敌军最多，关卡最密，正面撞上去风险最大。可皮定均想的不是单纯逃出去，而是怎样让敌人相信，中原军区主力也会从东面突围。
 
白天，部队在白雀园附近公开活动，摆出向东推进的样子。到了夜里，队伍又悄悄折返回去，来回机动，故意制造大部队正在东进的假象。
 
侦察兵也没有闲着，他们切断并接管周边敌军电话线，窃听对方的调动。连续三天，敌军前线指挥判断失误，把大量兵力压向东线，等着拦截所谓的主力突围部队。
 
就在这时候，中原军区主力悄悄越过平汉铁路，向西撤出包围圈。
 
皮旅留在原地的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可是，吸引敌人注意力只是第一关，七千人自己还要从包围圈里杀出去，这才是真正的难题。
 
暴雨偏偏在总攻时落下，能见度一度不足五米。敌军以为皮旅会继续向东冲，戒备出现松动。皮定均抓住这个窗口，把分散部署的七千人重新收拢起来，没有直接撞向东面的敌军，而是先向西南方向小幅迂回，进入刘家冲村附近密林。
 
那里只有六户人家，靠近公路，却不容易被发现。皮定均此前已经观察过地形，知道这里既能藏兵，又能盯住敌军交通线。
 
部队进林后，命令只有一个，安静。
 
电台全部关闭，枪械退出子弹，战马嘴巴被捆住，禁止生火，禁止交谈，连咳嗽都要尽量压低。整整一天一夜，敌军步兵、车辆不断从公路上经过，近处的地面都能感到震动。
 
七千名战士就在敌军眼皮底下藏着，敌人却没有发现。
 
如果此时有人走火、点火，或者忍不住发出声响，前面几天的疑兵计划可能全盘落空。皮旅能不能出去，靠的不只是冲锋，还靠这种极其严格的纪律。
 
等敌军大批通过后，皮定均立即下令，全旅向东突进。
 
进入大别山后，部队接连遇到硬仗。青风岭一带，敌军占据高处，用机枪封锁通道，正面冲击几乎等于拿人命去填。二团战士把绑腿接成长绳，沿悬崖攀爬，从侧后方绕上去，突然发动攻击，经过长时间近身搏斗，终于打开缺口。
 
到了磨子潭，汛期河水暴涨，桥被冲毁，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怎么办？皮定均命令高个子战士先下水，大家手挽着手，在激流中搭起一道临时人墙，后面的战士踩着这道防线过河。
 
有人中弹，有人被洪水卷走，空出来的位置马上有人补上。这样的渡河方式听起来近乎冒险，可在当时，后退同样意味着被追兵赶上。
 
部队拼死渡过淠河后，在金寨吴家店短暂休整。这里是皮定均的家乡，当地百姓连夜赶做草鞋，筹集干粮，能拿出的都拿了出来。
 
但休息时间很短，延安的急电接连赶到，提醒敌军已经发现皮旅动向，追兵正在靠拢。皮定均没有等待，更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敌军判断失误上，他马上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进入皖中平原后，山地掩护没有了，部队拆成三路，日夜奔袭。战士们累到边走边睡，仍然咬牙向前，连续五天五夜冲过多道封锁线。
 
最后一道难关，是津浦铁路。
 
大部队通过后，后卫部队被敌军装甲列车截住。列车上的机枪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皮旅又缺少重武器，怎么办？只能把剩余弹药集中起来压制敌军，再组织突击队冲到路基，爬上车厢，把手榴弹投入射击孔。
 
火力点被炸毁，装甲列车被迫后退，后卫部队终于通过铁路。
 
数十天里，皮旅经历了连续转移和多场战斗，最后抵达苏皖解放区时，接应部队看到的却不是一支四散奔逃的残兵，而是军旗还在，队列还在，建制也没有散。
 
这就是周恩来多年后还要追问人数的原因。七千人出发，最后仍以整建制方式走出来，伤亡控制在很小范围内，这在当时各路突围部队中十分少见。
 
周恩来还评价过，皮旅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堪比一个方面军。
 
回头看，1967年周恩来追问的那个数字，问的不只是七千人还是更多人，而是当年那支被交付绝境任务的队伍，究竟有没有完整走出来。
 
答案已经写在他们抵达苏皖解放区时的队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