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良心”不在于道德标榜，而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尤其在无权无势的贬谪之地，他依然想方设法为百姓做事。
贬谪黄州时，好友巢谷将秘不外传的药方“圣散子”传给他，要他发誓不得外传。不久黄州瘟疫横行，苏轼不顾誓言，将药方公之于众，亲自熬药分发给全城百姓，救活无数人。儿子提醒他这是背信，他说：“人命大于天，我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名节？”
黄州有溺婴陋习，尤其女婴常被抛弃。苏轼当时是待罪之身，没有任何行政权，但他找寺庙长老出面教化乡民，又劝富商出资成立“救婴会”，自己则把并不宽裕的俸禄换成口粮，发放给愿意养育孩子的家庭。任内救活婴儿上百人。
任密州知州时蝗旱交加，百姓吃草根度日。苏轼与百姓一样吃野草野菜充饥，同时亲自率人下田捕蝗。他在城墙边发现弃婴就抱回府中，下令官员到野外捡拾弃婴，安排给无子女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粮食。
任杭州知州时西湖已沼泽化，他上奏朝廷争取支持，发动数万工人挖淤泥。淤泥无处堆放，他决定筑一条长堤，但需要挖掘寺庙旁边的硬土，寺僧以破坏风水为由强烈反对。苏轼说：“如果上天降灾，冲我来，但筑堤绝不能耽误。” 他愿雕刻自身石像替寺庙“护法”，顶住压力筑成了苏堤。
晚年遇赦北归，苏轼倾尽积蓄买下一处宅院。准备入住前夜，偶然听见一老妇哭诉，原来她儿子不肖，将祖传百年老宅卖给了别人，正是苏轼买下的那座。苏轼当即叫人取来房契，当着老妇的面烧毁，让她第二天就搬回去，分文不索。此后他再没钱买房，借住在别人家里，直至去世。
这些事发生在苏轼仕途低谷时，他完全有理由“明哲保身”，却总选那条对得起良心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