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发声了
幸亏有《南方日报》的这篇报道，戳穿了网上谣言，把事情基本讲清楚了。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楼引起广泛同情，但有人恶意编造谎言，制造了一个毫不通情达理、在学生父母出致命车祸情况下拒不同意学生多回家几天探望并照顾亲人的“恶导师”形象。


被骂成“恶导师”的王老师，在陈同学父母出车祸那天收到了一条微信。学生说爸妈被大货车撞了，父亲在急诊手术室，自己想请假回去。


王老师的回复是：“这么大事！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告诉我，你注意路上安全！”当天下午，2000块钱转了过去。过了没多久，又转了2万。前后加起来2.2万，留言写的是“这2万借给你用，有粮心不慌”。


这还没完。7月23日学生说父亲脑出血进了ICU，王老师追问出血量和部位。8月11日学生说父亲病重、想放弃救治，王老师反复劝他不要放弃。


9月8日，王老师还在帮这个学生联系工作单位。9月13日学生情绪崩溃说要退学回家陪母亲，王老师和辅导员、导师组一起劝，建议先办休学，等家里好了、身体好了再回来。


这些细节不是谁口述的，是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者逐条看过。坠亡学生的二姐陈女士对着镜头说得很直接：“王老师对我弟弟一直都很关心。我们的母亲从来没有进ICU，母亲是手臂脱臼。王导师也没有不让请假或者只请几天假。”


家属亲自出来替导师澄清，这在舆论场上极其罕见。按照网上那套逻辑，家属应该是站在导师对立面的，应该是来讨说法的。可陈女士的话说得很明白：谣言对他们家人和王老师都造成了伤害，她希望网上不要再造谣了。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为什么一个“恶导师”的形象能在短短一天之内被编织得那么逼真？因为网上太熟悉这个剧本了。


学生出事、导师背锅，这个叙事模板在过去几年被反复使用，每一次都能精准地踩中公众对师生权力关系的不信任。


陈同学的家庭遭遇确实令人揪心，父亲车祸、母亲受伤、学业压力、心理困境，这些真实的痛苦被拿过来，填进了“导师压迫”这个现成的框架里。至于真相是什么，编故事的人不关心。


胡锡进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按照通常的网上语境，南方医科大学是很难给那名被指控教授洗白的。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旦一个教授被打上“恶导师”的标签，哪怕他拿出转账记录，网上也会有人说“转账能说明什么”“聊天记录可以伪造”。澄清的成本永远比造谣高，这是互联网舆论场里一个让人无奈的现实。


《南方日报》这次做的事情，其实比发一篇官方通报要有力得多。官方通报能说“排除他杀”，能说“成立工作专班”，但说不了“导师转了2.2万”，说不了“姐姐感谢导师”。


这些细节只有通过媒体去接触当事人、翻看聊天记录、面对面采访家属，才能拿到。媒体在突发事件里的价值，恰恰在这里。


它不是官方声音的传声筒，而是真相的挖掘机。官方通报解决的是“发生了什么”的底线问题，媒体的深度采访解决的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更深层问题。两者都有存在的必要，但谁也替代不了谁。


胡锡进还提到了一点：互联网上是真的有坏人。这话听起来糙，但指向很明确。那些编造谣言的人，未必是真的关心坠楼的学生，他们关心的是这件事的“冲击力够不够大”。


父母双车祸、导师冷血拒绝请假、寒门学子走投无路，这几个元素凑在一起，流量必然起飞。至于那个被指控的导师是不是真的转了钱、说了什么话，编故事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核实。


更恶劣的是，谣言一旦扩散，家属本身就处在巨大的悲痛中，还要分出身来面对网上汹涌的恶意，甚至要亲自出面替被冤枉的老师说话。这种二次伤害，比谣言本身更让人难受。


北京日报的评论里有一个说法：拿悲剧编故事，就是在吃人血馒头。这个比喻放在这里并不夸张。一个年轻人在凌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家人正在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他的导师正在承受莫须有的指控。


而有人在屏幕后面敲着键盘，把这些真实的苦难当作素材，组装成一个能引爆情绪的故事。流量拿到了，广告费可能也赚到了，留下的是一片狼藉。


这件事走到现在，事实层面已经比较清楚了。警方排除了他杀，家属澄清了谣言，聊天记录也公开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没有答案：那个编造谣言的人，会不会付出代价？


胡锡进的呼吁是明确的：希望广州方面把造谣的人揪出来，进行应有惩处。这个诉求合情合理。造谣的成本如果永远是零，那下一个悲剧发生时，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来一遍。


家属失去亲人之后，还要再多受一轮网络暴力；被冤枉的老师，可能一辈子都背着“逼死学生”的骂名。这样的代价，不该由无辜的人来承担。


南方医科大学的那条通报最后写的是“愿逝者安息”。这句话放在官方文书里很常见，但在这个语境下读起来格外沉重。逝者已经无法为自己说话，活着的人如果还要被谣言裹挟着互相撕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信源：胡锡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