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1岁的重庆市委书记王茂全，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当江北县委书记。从副省级城市的一把手，直接降到正处级的县官，换作旁人，早就觉得颜面尽失、心灰意冷。可王茂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县城报到。这到底是看得开，还是早就习惯了基层？要理解他的选择，得把时间拨回1963年。
 
那一年，王茂全在重庆南桐矿区青年公社堡堂大队当党支部书记。堡堂不是一个轻松的地方，山多，石头多，土层薄，缺水，粮食收成全看天气。
 
1964年的数字很清楚，全大队粮食总产量只有21.8万公斤，平均亩产180多公斤，社员人均口粮只有100多公斤，人均收入30多元。春荒时，不少家庭还要靠国家返销粮过日子。
 
问题摆在眼前，先抓什么？王茂全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而是天天往生产队跑，看田地，看水池，看社员家里的灶房。他很快发现，堡堂想改变面貌，绕不开一个水字。
 
没有水，庄稼长不好，人畜饮水也困难。于是，他带着100多个劳力，到十几公里外的大槽修水库、引水渠。山上冬天冷，地面冻得发硬，大家只能靠钢钎、二锤打石头，再用扁担挑土筐运土。
 
王茂全不只是在现场指挥，他自己也下锤、挑土，手掌磨出血泡，破了再长茧。后来，毛里水库、山湾塘、囤水丘陆续建起来，几千米支渠把水送进田里。
 
清水流到地头那天，村民围在渠边看了很久。对当时的堡堂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工程，而是摆脱年年缺粮的起点。
 
水的问题缓解后，王茂全又把目光投向老鸦井山。那是一片光秃秃的石头山，过去没人觉得那里能种庄稼。1969年，借着农业学大寨的机会，他带着社员打石、改土、修梯田，再从别处运土填进石坡。
 
钢钎凿不动，就用二锤砸，土不够，就一担一担往山上挑。几年下来，荒山变成几十亩梯土，土层从几寸增加到一尺多，粮食产量也从一年几百公斤，增加到一万多公斤。
 
1973年4月，大寨的陈永贵到堡堂考察，后来四川省委还在重庆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堡堂成了先进典型，一年下来，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达到十几万。
 
一个穷大队能不能翻身，靠的不是一句口号，往往是先把水引进来，再把土地改出来。放到今天看，这套办法也不神秘，农业生产中，灌溉条件、土地质量和组织能力，哪一项短了，增产都很难持续。
 
但王茂全留下的记忆，不只是修水库、改梯田，还有他处理事情时那股不偏不倚的劲头。
 
有一年春荒，队里缺粮。他的弟弟在生产队当保管员，和队长串通，把集体扎的扫帚偷偷换成草纸，准备拿去换粮。王茂全知道后，要求弟弟把草纸全部退回，还在社员大会上点名批评弟弟和队长。
 
家里人能不能通融？他的答案很直接，集体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往家拿，谁都一样。
 
评返销粮时，现场也曾吵成一团，有人急得要砸公章。王茂全把倒下的板凳扶起来，捡回公章，劝大家别只想着伸手向国家要粮，还是要把力气用在修水利、改土地上。
 
这句话放在当时，听起来有些硬，可堡堂后来的变化说明，解决困难不能只盯着救济，还得想办法恢复生产。只是，返销粮本来就是困难时期的重要保障，不能把求助简单看成没志气，真正关键在于救急之后，能不能把生产基础补起来。
 
堡堂干出成绩后，王茂全的职务一路变化。1974年，他被提拔为重庆市委常委，后来担任副市长、市委书记，还当选过中央委员。
 
位置高了，家里的事情却没有因此变得好办。女儿想让他打招呼进师范学校，他没有答应。儿子退伍回乡，希望安排一份城里工作，他也没有出面帮忙，只说有本事到哪里都能干。
 
所以，1984年那次调动，在他眼里可能并不是单纯的职位变化。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称呼不同，工作范围不同，社会关注度也不同，但县里的水渠、农田、乡亲日子，离具体问题更近了。
 
到江北县后，他仍然往乡下跑，看稻田，看水渠，看农民家里有没有实际困难。别人看到的是从高处走向基层，他想到的可能还是自己当年在堡堂面对的那些事，缺水怎么办，粮食不够怎么办，群众有困难谁来管？
 
后来，他还兼任綦江县政府顾问，在綦江办起老年大学，让退休老干部、老工人学唱歌、打拳、参加活动。老人退休后有没有精神寄托，这件事看似不如修水库紧迫，却同样关系到一个群体的生活质量。
 
2009年7月，王茂全病逝，享年76岁。临终前，前来看望他的村干部提到水稻长势，他还在问水渠漏不漏水。
 
一个人走过大队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岗位，身份一直在变，关心的问题却没有变。堡堂人说他像一头扎在田里的老黄牛，这个比喻朴素，却很贴近他的一生。
 
干部能上能下，不能只看职务高低。真正要看的，是到了什么岗位，还愿不愿意把事情做实，还能不能把群众的难处放在心上？对王茂全来说，骑着破自行车去江北报到，并不是一次委屈求全，而是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继续处理那些最具体、也最要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