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寄出后，卫立煌在香港的半山寓所里，日子过得并不平静。国民党方面不断有人上门，试探、拉拢，甚至带来台湾的委任状。他总以身体不适推脱，心里却只记挂着另一件事：那封托人带往北平的信，到底有没有送到？母亲在老家，究竟怎么样了？
一天傍晚，寓所的门铃被按响。来客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面容寻常，手里只提着一个布包袱。他没有寒暄，直接将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两包药材，以及一封没有邮戳的信。信纸展开，是母亲熟悉的字迹，只有短短几行：“儿，见字如面。政府安排的住处甚好，米粮不缺，勿念。”字迹旁，还按了一个模糊的指印。
送信人等他看完，才低声说：“东西和话都带到了。老人家还让我捎一句口信：‘娘这边一切都好，你在外头，要堂堂正正做人。’”说完，来人便转身离去，消失在薄暮的街巷中。
卫立煌捏着那封信，指尖有些发颤。他认得母亲的笔迹，也认得那个指印的形状。这封信本身，就是最明确的答复。他将信仔细折好，锁进抽屉深处。
然而，台湾方面并未放弃。不久后，一位旧日同僚登门，带来了更为优厚的条件：不仅职位更高，还承诺将其母亲从大陆“接出来”。卫立煌听着，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想起信里那句“堂堂正正做人”，又想起抗战时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日子。他最终站起身，对来客说：“请回吧。卫某尚有老母在大陆，不敢另作他想。”
这次会面后，他意识到香港已非久留之地。他开始秘密安排家人分批北上，自己则做出潜心研究佛学、不问世事的模样，闭门谢客。
1955年初春，一个消息经由特殊渠道传来：回大陆的路径已安排妥当。他化装成商人，从香港乘船出发，历经数日海上颠簸，在广东沿海一个小渔港悄悄登岸。踏上土地那一刻，他深吸了一口带着咸腥和泥土气息的空气。
几经辗转，他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列车驶过长江时，他望着窗外辽阔的平原和忙碌的春耕景象，久久不语。抵达北京后，他被安排在一处安静的院落暂住，有专人照料起居，却无人来打扰或询问什么。几天后，一份新的工作安排送到他手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他没有立即上任，而是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先回安徽老家一趟。
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南下的列车将他送到了合肥，又换乘汽车，一路开往乡下。车停在村口，他独自提着简单的行李，沿着记忆中的小路向里走去。路旁的稻田已泛起新绿，水塘里鸭子嬉戏，几个孩童跑过，好奇地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
他走到一处青砖灰瓦的小院前，院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门，看见母亲正坐在院里的枣树下，眯着眼缝补一件旧衣。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他站在原地，喉头有些发紧，终于唤出声：“娘。”
母亲抬起头，手里的针线停了。她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手里的衣服滑落在地上。她颤巍巍地站起身，向他伸出手。
卫立煌快步上前，紧紧扶住母亲。母亲的手抓住他的胳膊，抓得很用力，声音带着哽咽，却含着笑：“回来了……路上累不累？”
他摇摇头，扶着母亲进屋。桌上摆着一壶茶，还温着。母亲执意要去灶屋给他煮碗面，他跟着进去，坐在灶膛前的小凳上，看着母亲熟悉的动作。柴火噼啪作响，锅里水汽蒸腾，母亲絮絮地说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谁家添了孙儿，哪块地收成好。
面端上来，是简简单单的青菜鸡蛋面。卫立煌低头吃着，热气模糊了眼镜片。母亲坐在对面，静静看着他吃，眼神里是踏实的安然。
吃完面，母亲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双崭新的布鞋。“眼睛不好了，做得慢，”母亲说，“给你攒的。不管走到哪儿，脚底下得舒坦。”
卫立煌接过布鞋，鞋底纳得密实坚硬。他知道，每一针里，都是母亲数不清的夜晚和牵挂。
他在老家住了三天。临走那天清晨，母亲送他到村口，就像许多年前他第一次离家时那样。母亲没再说太多，只替他理了理衣领：“公家的事要紧，去忙吧。娘在这儿，都好。”
卫立煌点点头，转身走上田埂。走了很远回头，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还立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动不动，渐渐融进晨曦里。
他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新的工作。办公室的窗外，是北京秋天高远湛蓝的天空。他有时会想起香港半山那个可以看到海的书房，想起那些充满不确定和煎熬的等待。而此刻，桌上是待批的文件，窗外是和平建设的喧嚣，故乡的老母亲安康无虞。
他铺开信纸，想给母亲写封信，提笔却不知从何说起。最终，他只写下四个字：“儿安，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