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一位干部当众喊住时任69军军长董其武：“你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周围一下子安静了。董其武身后的人脸色齐刷刷变了，他却没发火，也没有追查，反而明令不许追究。

消息传到北京军区，时任司令员杨成武拍了桌子：“这样恶劣的事件，怎么能不追究！”

在杨成武听来，这话的分量不轻。但董其武的忍，要从1949年说起。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领衔39名国民党军政代表通电全国，宣布绥远和平解放。此前几个月，绥远局势并不平静：军统特务在各地捣乱，谣言到处传，有人说傅作义早已跑到广州。

人心一乱，队伍就可能散。后来傅作义亲自到绥远，把老部下们逐个说服，才算稳住了局面。

和平解放四个字，说出口容易，做起来难。董其武当时的摊子就难在这：整建制的旧军队，控制在少数高层手里；下面的军官和士兵，思想远没有转过来。

这次起义，后来被视为“绥远方式”的一个具体实践。而正因为是成建制、成系统过来的，部队里的每一步转变，都格外显眼。

董其武带来的，不是一支打散的部队，而是一支完整建制的人马。人没变，番号也在，可身份变了。旧部看他怎么带头，新阵营看他是否可靠。这种处境，比兵败起义更难处理。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中间的差别。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他点名邀请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周北峰五人参加。董其武因绥远的事务脱不开身，请假缺席。

等会议开幕，邀请名单上原本的五个人，实际到场的只有四位。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一批起义将领的面，拿董其武做例子。

相关史料记载，他对程潜和陈明仁说：“程潜先生、陈明仁将军起义时部队都搞散了，你看傅宜生、董其武，人家是完整起义，董其武为此吃了不少苦。”

程潜拱了拱手：“我怎么能比傅宜生，人家是兄弟班子，董其武、孙兰峰跟傅宜生亲如手足啊。”

对绥远这批将官来说，傅作义的话往往比一纸军令更管用。他让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多年追随，靠的是长期处出来的信任。这种关系，在关键时刻稳得住人心。

1950年12月，绥远起义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缨参战。等中央真的批准他带兵入朝，他却犹豫了。

部队改造还没完成，内部情况复杂，他最担心的是战场上出岔子，没法交代。

周恩来一句话定了调。据相关回忆文字，他说的是：“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就这么定了。”董其武没再多说，带着部队跨过鸭绿江。

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董其武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意外的事：主动要求上交全部个人财产。第23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