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主席最担心的就是国家和党的和平演变和复辟，这关乎到十几亿人民今后的生存，是否稳定是否幸福？毛主席从当年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以下作的手段夺取政权以后的所做所为就预感到了苏联的发展和结局，这困绕在他心头十几年，为此也忧虑了十几年。说到关键这才是真正毛主席一生当中最担心的。
1957年春，中南海一次会议上，一位年轻的经济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农村试行“定额包产到户”，以提高生产积极性。报告里引用了东欧一些国家农业改革的数字。
毛泽东听完汇报，没有立刻表态。他让工作人员取来一份档案，里面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理论界几篇重要文章的译稿。他把其中一篇《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段落，用红笔圈了出来，递给在座的几位高级干部。“你们都看看，这些话，耳熟不耳熟？”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一位负责同志谨慎地说：“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只是试点……”
“试点？”毛泽东打断了他，“赫鲁晓夫当年搞‘新垦地运动’，最初也是试点。后来呢？土地慢慢集中到谁手里了？庄员变成雇工，拖拉机站变成私产。他不是一步走到那里的，他是一步步试探，看大家反应。今天你让一步，明天他就敢要两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我不是反对想办法让群众吃饱饭。我怕的是，办法走着走着，就把路走歪了。等发现歪了，再想扳回来，就难了。”
会后，毛泽东叫住了那位提交报告的年轻干部，单独谈了一次。他没有批评他，而是问了几个问题：“你老家是哪里的？家里原来有几亩地？土改时候，你家分到田，高兴了多久？”
年轻干部一一回答了。毛泽东听完，点点头：“你晓得农民得了地的欢喜，这是但你也得晓得，有些欢喜，后面跟着别的味道。你今天把地分下去，鼓励单干，过几年，有人地多，有人地少，多的雇少的，你管不管？管，你今天的政策就是打自己嘴巴；不管，社会主义还叫不叫社会主义？”
这次谈话没有形成任何文件，但那位干部回去后，主动收回了自己的报告。
1960年，国家经济遇到困难。部分城市和企业为了完成指标，私下采用了“物质奖励”的办法，多发奖金和票证。有关情况汇总到毛泽东这里时，他正因病在杭州休养。
看到材料，他让人把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请到杭州。会上，他指着一份反映某工厂“标兵”收入是普通工人五倍的材料说：“这个事情，味道不对了。赫鲁晓夫搞‘卢布挂帅’，就是这样开始的。先是奖励‘能手’，然后是‘专家’，最后是‘领导’。钱在前面带路，主义就在后面跟丢了。”
一位领导解释，这是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毛泽东摇摇头：“很多事情，都是从‘特殊情况’变成‘一般情况’的。今天你觉得是火柴，点完就扔，万一它点着的是柴火堆呢？”
他坚持要求中央发文，明确制止这类做法。文件下发前，他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此风不可长。长则易移其性。”
1964年底，“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收到华北某地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里提到，当地一些社队干部，利用职权多占自留地、安排亲属进社办企业，群众意见很大，却不敢直言。
毛泽东把这份报告看了好几遍。在一次与工作队员的座谈会上，他提起了这件事：“你们说，这些干部，刚上任的时候，是不是也想为群众办事？为什么后来就变了？环境会浸人，一点一点地浸。你今天多吃一顿请，觉得是人情；明天多占一块地，觉得是辛苦应得的。浸来浸去，立场就悄悄挪了地方。赫鲁晓夫周围的那些人，很多也是这样变过去的。”
他让将这份报告加上他的批语，印发给各级领导干部阅读。批语中写道：“请同志们想一想，自己是站在哪里说话办事的？脚下是当年的泥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直到晚年，毛泽东书房里最常翻阅的，除了马列著作，就是那几本关于苏联政治与社会的内部译丛。书的边页上，布满了他用铅笔写下的批注、问号和重重的横线。
1975年一个秋夜，他已行动不便，仍让秘书念了一篇外电报道，内容是关于苏联特权阶层生活的最新描述。听完，他沉默了很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最后一句关于此事的话：
“我们的事业，能不能成，最后不看我们这些人。看后来的人，他们心里，到底装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