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道圣旨从京城发出，将林则徐发配伊犁效力赎罪。刑部官员接过来，反复看了数遍，越看越觉得别扭。旨意中写明：不施枷锁，不派差役押解，沿途官员按品级正常接待，到伊犁后，将军须出城迎候。
林则徐人生最低谷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朝廷一边给他处分，一边又离不开他。
真正决定林则徐发往伊犁的处分，在1841年已经落下。当年6月，清廷将广东战事失利的责任追究到林则徐身上，革去他的四品卿衔，命其“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但他还没有真正走到新疆，河南黄河突然决口，事情紧急，朝廷马上又把这位“获罪之臣”叫去治河。
这件事比一句“皇帝舍不得林则徐”更值得琢磨。
因为在当时的清廷眼里，林则徐政治上可以被处分，办事能力却没有失去价值。黄河决口不是小差事，堵不好，大片地区受灾，漕运、赋税都会受到影响。结果林则徐赶到祥符河工后，照样勘查险情、催办物料、盯着工程进度。到了1842年2月，堵口工程完成。
许多人原以为，既然河工立了功，林则徐或许能留下来。
没有。
朝廷给出的意思很明确：事情办完，继续去伊犁。
于是1842年的林则徐，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身份变化。他不是刚刚接到流放处分，而是在戴罪治河完成之后，重新踏上那条此前被中断的西行路。这也正是后来很多叙述容易把1841年和1842年混在一起的地方。
他到了西安以后，又病倒了。
此前在黄河工地劳累过度，林则徐染上疟疾，只能在西安停下来养病。直到身体稍有好转，1842年8月11日，也就是农历七月初六，他才从西安动身。
临行场面不像一个普通犯人被押走。陕西官员送到郊外，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更特别的是，林则徐带上了七辆大车，其中装着二十箱书。
一个要去几千里外戍边的人，最舍不得丢下的不是金银，而是一箱又一箱书，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当时在想什么。
也就在西安启程前，他留下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便出自这里。
这首诗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简单的豪言壮语。写诗时，林则徐已经五十七岁，官职没了，身体不好，战争局面也远非他能够左右。换句话说，他并不是站在仕途高处表态，而是在个人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给家人，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与此同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局势还在恶化。
林则徐8月11日离开西安，仅十八天后，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并承担巨额赔款。
林则徐本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他只能继续向西。
从陕西到甘肃，再穿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这一路整整走了四个月。林则徐每天记录路程和见闻，后来形成《荷戈纪程》。1842年12月10日，他终于抵达伊犁惠远城。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流放”本身更有意思。
伊犁将军布彦泰和参赞大臣庆昌没有把林则徐简单当成一个等待期满的遣员。林则徐刚进入伊犁地界，伊犁方面已经派人迎接。这样的礼遇至少说明，当地官员清楚他的资历，也知道这个人能办事。
初到伊犁时，他身体很差，咳嗽、鼻病、失眠接连出现。但休养之后，他很快开始接触当地屯田、水利事务。伊犁农业要发展，最关键的不是有没有土地，而是有没有水。林则徐过去在江苏、河南长期接触水利，对这类事情并不陌生，于是他开始参与开渠、垦荒，并亲自捐资。
后来伊犁一些水利工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是偶然。
他看问题的习惯没有变：先看水从哪里来，再看地能不能种，最后算人力和费用。这种务实办法，到了西北边疆依旧有效。
更大的考验出现在1845年。
这一年年初，已经接近六十岁的林则徐离开伊犁，开始勘查南疆垦地。他经过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一路查看土地、水源、渠道和屯田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不是今天坐车考察几天的概念。很多地方只能长途骑马、乘车，途中还要面对风沙、严寒和疾病。
最终，他在南疆、东疆勘查了大批可垦土地，并提出兴修水利、合理分地、充实边防等意见。伊犁将军布彦泰也多次倚重他的经验。一个名义上的遣员，实际上已经成了当地办理屯垦事务的重要参谋。
朝廷的态度终于发生变化。
1845年10月28日，林则徐获准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随后他的仕途迅速恢复，先署陕甘总督，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升云贵总督。
这段经历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只把林则徐的伊犁岁月理解成“受苦三年”，反而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并不是靠等待获得重新起用，而是在被处分以后，治黄河、修水利、查垦地，把每一件还能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到1845年朝廷重新使用他时，摆在桌面上的已经不是当年的争论，而是一项项可以核对的政绩。
1849年，林则徐因病离职回乡。1850年，已经六十五岁的他再次奉命出任钦差大臣，抱病南下。11月22日，他走到广东普宁时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次年，朝廷赐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