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当选作协主席后，去省里开会，一位大官傲慢地问：“小陈啊，怎么写完《白鹿原》就不写了？一定要深入群众才能有好的创作嘛！”陈忠实没好气地回答道：“你懂个锤子！”

主要信源：（台海网——一次，陈忠实去省里开会，一位官员傲慢地问：“小陈啊，怎么写完《白鹿原》就不写了？一定要深入群众才能有好的创作嘛……）

作协会议室里气氛微妙，有人拍着桌子问了一句：《白鹿原》这种东西怎么能评茅盾文学奖。

提问者是当时的作协副主席翟泰丰。

初评全票通过的结果摆在他面前，他却不打算认。

他做了两件事：先把终评压了一年不启动，再换上一批他认为够保守的评委，指望这些人能把这本书拦在门外。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老评论家陈涌在会上第一个开口，说这本书结构严谨，人物鲜活，那些所谓露骨描写跟情节紧密相连，不能脱离上下文单独定罪。

他拿《红楼梦》举例，说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也没妨碍它成为经典。

这番话定了调，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保守派评委纷纷倒戈。

《白鹿原》顺利拿下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那个拍桌子的人，后来很少有人再提起。

陈忠实听到获奖消息时，正在老家院子里晒太阳。

他没有激动得跳起来，也没有流泪，只是长长呼出一口气，好像胸口压了几年的石头终于搬开。

对他来说，这个奖更像一个句号，而不是惊叹号。

时间往回倒十几年，陈忠实还不是那个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

八十年代的陕西文坛，路遥的《人生》火遍全国，每天有人跑到作协打听路遥办公室在哪。

贾平凹的《秦腔》拿了茅盾文学奖，名声越来越响。

陈忠实写了二十多年短篇，拿过一些小奖，但始终缺一部能镇得住场面的长篇小说。

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路过渭河平原，碰上几个老熟人，对方开玩笑说：你一个搞文学的，怎么连个《人生》都写不出来。

这话像根针扎进肉里，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他辞去作协职务，搬回灞桥老家的土屋。

那间屋子条件差到一张破木板床，一张圆桌，一盏煤油灯，冬天冷得手指伸不直，夏天热得像蒸笼。

妻子每隔十天半月送一次面条和馒头，临走前问过他：要是写完了发表不了他会怎么做。

他回答得很干脆：那就回家养鸡。

这一写就是好几年，他翻遍了蓝田、长安、咸宁三县的县志，二十多卷材料堆在桌上，光记录贞妇烈女的部分就有四五卷。

白天跟村里老人聊天，听他们讲民国年间的奇闻怪事。

晚上趴在煤油灯下，把那些泛黄纸页上的故事变成活生生的人物。

写到田小娥被杀那段，他胸闷手抖，放下笔缓了半天才能继续。

写到朱先生临终前的预言，他感觉自己不是在编故事，而是在替那些埋在黄土里的人说出他们来不及说的话。

1992年春天，他写完最后一个字，点了一根烟，坐在椅子上发呆。

四年的孤独和清贫在这一刻凝固。

他走出屋门，沿着白鹿原一直走到天黑，心里空落落的，又觉得无比痛快。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的震动超出所有人预料。

首印一万五千册很快卖光，印刷厂昼夜赶工还是跟不上需求。

但同时争议也来了，有人批评书里男女之事写得太露骨，甚至把它跟当时被禁的《废都》相提并论。

陈忠实没争辩，只是在评奖遇到阻力时同意做了一些删改。

那些被拿掉的段落，后来随着时代开放又重新回到书中。

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好作品不需要靠奖项证明，读者和时间会给出答案。

成名之后，陈忠实的生活没什么变化。

他还是那个爱吃面条馒头的关中老汉，朋友聚餐抢着买单，读者找他签名从不推辞。

有人劝他趁着名气再写一部长篇，他摇头，说《白鹿原》已经把命里的东西掏空了，再写就是重复自己。

2006年某次会议上，有领导当面说他应该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他直接回了一句：我在农村待了大半辈子，不需要再去体验。

场面一度尴尬，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傲慢，是实话。

他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不是版税，不是奖项，是那间土屋里熬过的几千个日夜，是那双磨穿了鞋底也要走下去的脚，是那声在他十三岁那年响起的火车汽笛。

当时他正赤脚走在去考场的路上，脚掌流血，疼得想哭。

远处传来火车的轰鸣，他告诉自己，这世上那么多人坐着火车去了远方，我不能一辈子穿着烂鞋底走路。

他咬咬牙走到了考场，也咬咬牙走完了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