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狼遇到了捞女！湖北武汉，80后男子见95后女孩年轻漂亮，在网上对女方展开追求，双方在网上关系暧昧，还奔现去武汉，从黄鹤楼玩到酒吧，回程车里女子突然报警说被性骚扰，要求男方支付3万元私了，警察调查后决定不立案，这句网文式开头里的“色狼”“捞女”并不是法院认定。

公开判决材料只能确认，海南男子张某某与福建女子小张因一次武汉见面，引出了一宗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所谓3万元也是张某某在庭审中的陈述。

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通知，在民事案件案由中增加“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民法典又在第一千零一十条明确，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实施性骚扰，受害人可以依法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公安机关如何处理，并不会自动代替民事法院对人格权侵权问题作出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3月1日公布过王某诉傅某案。王某与傅某原为同事，傅某持续给王某打电话、发送信息。王某向单位反映后，傅某两次写下保证书，仍没有停止相关行为。

2020年5月26日王某报警，6月8日公安机关确认傅某从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多次以短信和电话干扰王某正常生活，对傅某行政拘留七日并罚款200元。

王某后来被医院确诊为抑郁发作并伴精神病性症状。短信、保证书、公安处理和医疗材料能够互相印证，法院最终判令傅某书面赔礼道歉，支付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医疗费等61804.2元。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公布的指导案例181号显示，郑某2012年进入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担任渠道销售经理。2018年8月30日，下属任某向郑某反映受到间接上级邓某性骚扰，并出示微信记录。郑某没有按照管理职责合理处置，2018年11月还向人事部门提出解除任某劳动合同。

公司调查以后，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郑某随后起诉索赔，上海法院一审、二审均未支持。这个案件明确了一点，管理人员收到相关投诉后，不能置之不理，单位依法建立的调查和处置机制同样具有实际意义。

2025年8月12日，小张从福州飞往武汉，张某某接待小张并承担部分出行消费。当晚两人进入武汉市江汉区一家酒吧。小张主张张某某两次触碰腰部、臀部，张某某则解释，小张站上吧凳观看表演时，相关接触是为了搀扶。

接近23时，两人来到停车场，在车内就此发生争执。小张使用另一部手机录像，随后报警，同时反映酒驾和性骚扰问题。民警到场后调取监控、询问当事人并进行酒精检测，没有检测出酒精浓度，相关指控经调查也没有导致刑事立案或行政处罚。

小张随后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某在报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没有因为双方此前存在暧昧交往便直接认定接触属于自愿，也没有仅因报警时间较晚就否定小张的陈述。

把公共场所环境、双方相处经过、录像内容、公安调查结果以及精神损害证据放到一起审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某实施了违背小张意愿的性骚扰，小张也没有提交足以证明严重精神损害的相应材料，法院最终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把这宗案件和王某诉傅某案放在一起看，真正拉开裁判结果差距的，不是网络上的称呼，而是事实能不能被证据完整证明。

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