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鲜卑族为了赢得天下，彻底丢掉本民族文化，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鲜卑真的是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吗？
 
又或者说，鲜卑的文化在隋唐时期就一点儿都没有留下来？
 
其实答案并不是这样。
 
放到政权得失的层面来看，北魏的汉化改革短期来看成效十分突出，长远视角却埋下了致命隐患。
 
北魏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是一道死局，整个华北汉人占据绝对的人口基数，世代在这里耕种读书，维系整套官僚体系。
 
而鲜卑拓跋部本质只是十几万人口的草原部族，靠武力打下这片江山。
 
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之前五胡时代的政权都已经试过，那就是胡汉分治，胡人掌兵权居高位，汉人负责种地纳税，两套体系互不干涉，可这条路最终的结局，史书写得明明白白，后赵羯族把汉人视作低一等的臣民，石虎死后，内乱爆发，羯族几乎遭到覆灭。
 
前秦苻坚试图统一北方，可境内各个部族各怀心思。
 
淝水一战失利，偌大的帝国立刻土崩瓦解，根源就在于部族武力是政权唯一的依靠，和汉人社会完全是两张皮，一旦军事力量受挫，整个统治根基瞬间就会崩塌。
 
孝文帝推行汉化，本质就是要破解这个困局，他不只是简单要求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而是全盘承接中原成熟的统治体系，推行均田制，把土地分配给百姓，朝廷直接收取赋税，不再依赖贵族劫掠获取物资，设立三长制，重建基层管理，把朝廷的管控延伸到各个村落，再通过门阀之间相互联姻，让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结成同一个利益共同体。
 
单论治理效率，这一步无疑是成功的，但改革带来的反噬来得远比众人预想的要快。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主要面向南迁到洛阳的鲜卑上层贵族，真正撑起北魏立国根基的是留守北方六镇的鲜卑军人。
 
这六座军镇原本是帝国北方屏障，鲜卑贵族子弟都要来此地历练，是全天下最为荣耀的去处。
 
等到迁都洛阳，政治重心向南转移，六镇一夜之间就从国之肺腑沦为偏远荒凉的边地。
 
更棘手的是，洛阳的鲜卑贵族学着汉地门阀的做派，看中门第，崇尚文治，打心底瞧不上还保留鲜卑旧习俗的边镇将士。
 
边镇军人上升的通道被直接堵死，粮饷物资还不断被克扣，朝廷还持续把罪犯流民发配到六镇戍守，昔日帝国最精锐的部队慢慢沦为无人过问的边地底层群体。
 
另一边，洛阳权贵奢靡成风，高阳王元雍家中奴仆数千，一顿饭就要耗费巨额钱财，与边镇的困苦形成刺眼的反差。
 
矛盾在公元523年彻底爆发，六镇大起义席卷整个北方，北魏直接被拦腰斩断，分裂成东魏与西魏，距离孝文帝离世仅仅过去了30多年。
 
所以站在政权统治的角度看，汉化改革得失参半。
 
改革解决了如何治理汉人社会这道历史难题，却摧毁了鲜卑赖以起家的部族军事力量。
 
内地社会稳住了，可武力根基被掏空，北魏终究没能躲过覆灭的结局。
 
再看族群本身的命运，鲜卑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最后确实慢慢消散，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为夺取天下主动舍弃自身文化，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改用元、陆、贺等汉姓，语言、服饰、通婚都和汉人深度交融。
 
几代人过后，鲜卑语渐渐不再有人使用，原本的族群认同感不断淡化，生活状态和中原汉人已经没有区别，隋唐不少名臣，像长孙无忌、宇文恺祖上出自鲜卑部族。
 
但他们并不会把自己当成鲜卑人，自我身份就是华夏士人。
 
而留守北方边镇的鲜卑部众，即便一度保留了更多旧俗，最终也在北朝到隋唐的政权更迭中逐步和汉人深度融合。
 
到了唐宋时期，史书里已经找不到鲜卑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记载了。
 
如果以守住本民族语言风俗，维持独立族群身份作为评判标准，那鲜卑毫无疑问是失败的。
 
但这里要厘清一个误区，并不是鲜卑人主观上为了夺得天下主动把自身文化全盘丢掉。
 
草原文化是依附游牧生产模式而存在的，当鲜卑人离开草原定居中原城乡，游牧生存基础不复存在，逐水草迁徙的生活、部落制度、萨满信仰这些传统自然很难延续。
 
很多人觉得鲜卑这个族群消失就是全盘输了。
 
但中古时代的华夏认同更多看重文化礼法与生活方式，和现代的民族概念不能直接画等号。
 
鲜卑不是被武力征服，强制抹除文化，而是主动汇入华夏文明之中，而且不只是单纯被中原同化，实实在在改造丰富了中原文明。
 
人们熟悉的隋唐盛世，很多核心制度脱胎于北朝的治理体系，府兵制造就唐朝强悍的军力，均田制稳固农耕社会的根基，三省六部制也是在北朝制度基础之上完善，一路传承到隋唐。

 
正是鲜卑带来的尚武开放的气质，激活了慢慢走向僵化的中原文化，造就唐朝独有的盛世气象。
 
说到底，鲜卑汉化这件事，不存在绝对的成功，也谈不上彻底的失败，评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人们站在什么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