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南京街头，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被人摸了屁股。换作别人，可能骂两句就算了。但这个女人二话不说，直接从腰间掏出手枪，砰砰就是两枪。对方也不是善茬，拔枪就还击。几米的距离，两人噼里啪啦打了好几枪——愣是一发没中。这场面，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穿旗袍的孔令俊，和龙绳祖隔着几米互相开枪，枪声一阵接一阵，结果谁也没有受伤。这样的场面听起来像传奇，可真正让事情失控的，并不是枪法，而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谁。
 
事情起因并不复杂。龙绳祖当街碰了孔令俊的身体，孔令俊没有争吵，也没有找人理论，而是直接从腰间拔枪，朝对方开了两枪。
 
龙绳祖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公子，立刻掏枪还击。两人就在南京街头对射，黄包车、碎玻璃和路边行人全乱了套。可几米的距离，双方打了好几枪，竟然没有一发命中。
 
这场枪战荒唐，却也危险。枪声停下后，街上很快空了，只剩下孔令俊握着枪，旗袍下摆被划开一道口子，龙绳祖躲在黄包车后面喘气。
 
他试图用身份压住场面，问孔令俊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孔令俊没有接话，只把枪重新抬起来。她认的不是气势，而是枪口前这个人。
 
龙绳祖这才认出她是孔家二小姐，也就是旁人口中的孔二。他知道孔令俊穿西装、带枪、骑马，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名门小姐。更麻烦的是，她的父亲是孔祥熙，身后还有宋家和蒋家这层关系。
 
龙绳祖报出自己是龙云的儿子，意思很清楚，双方都不是普通人，真闹到公开场合，谁也不好收场。
 
问题是，身份能不能抵消刚才那一下？
 
孔令俊没有马上放下枪。远处警察吹着哨子赶来，看到两人的身份后，脚步明显慢了下来。队长过来打圆场，希望他们换个地方再谈，别让围观的人把事情传出去。
 
孔令俊没有再开枪，只是收起手枪，点了支烟。她临走前问龙绳祖，刚才用的是哪只手。
 
但她也很清楚，枪声一响，事情就不再只是私人冲突。
 
第二天中午，孔家官邸里，宋霭龄把茶杯重重放下，质问她为什么穿着女装一样的西装，还要在街头开枪。
 
家里担心的，不只是龙绳祖有没有受伤，更是龙云会不会追究，孔祥熙又该如何面对这场麻烦。那时的南京，权力关系牵一发动全身，普通人打架可能进警局，名门子弟交火，却要先考虑两边家族怎么收拾残局。
 
孔令俊的回答很简单，龙绳祖没有死。
 
在家人看来，这不是理由，只是侥幸。两把枪在几米外互射，谁能保证下一次仍然没有人倒下？她的姨父一夜未眠，家里也开始想办法把她暂时送离南京。
 
结果呢，孔令俊自己已经安排好了去香港。
 
三天后，她穿着西装登上飞机，手里还带着枪。副官提醒她，货舱已经装满，她的箱子没有地方放。她听到军用药品也在货舱里，只说把自己的东西少带一些。
 
她只强调了一件事，把狗带上。
 
当时的航空运输，本来就带有强烈的军政色彩，军用物资、私人行李和权贵关系常常纠缠在一起。后来孔家又收到过关于军用飞机夹带私货的匿名举报，这类传闻之所以容易引发关注，正是因为运输工具看似在运货，背后却连着权力和利益。
 
香港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因为孔家和宋家的名字对她另眼相看。龙家派人送来宴会请帖，她让管家直接扔掉。她站在能看到海的公寓阳台上抽烟，海风吹过来，城市换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有意思。
 
为什么离开了麻烦，反而觉得空？
 
因为孔令俊真正依赖的，可能不是某个地方，而是那种随时准备应对冲突的状态。她习惯穿西装，习惯骑马，习惯摸枪，习惯让别人先掂量她的身份。到了没人认识她的香港，这些东西突然失去了作用。
 
一周后，她回到重庆。龙绳祖已经离开南京，而且走得很匆忙。宋美龄找她喝茶，没有直接提那场枪战，只提醒她以后小心一点。
 
她从官邸出来，让司机随便开。车子经过那条开枪的街，街面已经恢复正常，卖报的小孩继续吆喝，黄包车夫继续等客，没有人记得这里曾经响过枪声。

 这一步和街头开枪形成了对照。面对身体冒犯，她用枪回应。面对可能牵动家族利益的文件，她选择销毁。一个是公开对抗，一个是迅速处理，两个动作都很果断，也都说明她知道什么事可以自己承担，什么事必须替家里挡住。

夜里，她睡不着，拿出那把勃朗宁手枪擦拭。那是宋美龄在她十六岁时送的礼物。她把每个零件都擦得发亮，动作认真得像在处理一件老物件。
 
她小时候第一次开枪，后坐力震得手发麻。父亲曾说，女孩不该碰枪，她却回答自己能打得比男孩准。后来她确实练出了稳定的枪法，偏偏那天在南京街头，一发都没有打中。
 
天亮后，副官汇报当天安排，军营看枪械，和英国领事夫人喝茶，晚上还有其他活动。孔令俊全部推掉，换上马裤和长靴，决定去骑马。
 
镜子里的人短发、西装、靴子，像男人，也不像传统家庭期待中的女儿。
 
她没有试着向谁证明自己，也没有重新穿回裙子。对她来说，这样更简单。可这份简单，恰恰来自一个复杂时代，来自家族权力，来自枪声，也来自她不愿意接受别人替她规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