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考虑到周总理身上工作实在太多，经请示毛主席以后，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老总调来外交部当部长。
 
消息一出，不少人都觉得意外。外交部里并不缺有经验的人，王稼祥、张闻天都曾担任驻苏联大使，也长期参与党的对外工作，怎么看都像是合适人选。那为什么最后会轮到一位带兵打仗出身的元帅？
 
答案不只是资历，更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变了。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打开局面、广交朋友、突破封锁。那时专业外交人才紧缺，甚至从军队调出一些将军担任驻外大使。他们刚从战场下来，又走进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的外交还没有成熟的人才储备。
 
王稼祥和张闻天在党内分量很重，两人都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都在遵义会议期间支持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先后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回国后又分别负责对外联络和外交部工作。
 
按常理说，周总理卸任，王稼祥或张闻天接班，都顺理成章。可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从传统外交履历出发，而是把目光放到了陈毅身上。
 
陈毅自己都觉得有些不踏实。他曾表示，自己说话直，情绪一上来容易脱口而出，内部工作出了问题还可以解释，可外交场合一句话说错，影响的可能不只是个人。
 
这番话，恰恰让毛主席更看重他。一个人知道外交责任重，知道自己说错话可能带来后果，才会在关键场合更谨慎。毛主席认为，陈毅直来直去不是短处，反而是一种难得的真实和担当。
 
更早的时候，毛主席就已经留意到了陈毅的外交能力。
 
井冈山时期，陈毅曾半开玩笑地谈到革命胜利后的分工，说将来让自己当外交部长怎么样，毛主席笑着应了下来。玩笑有没有变成安排，后来谁也说不准，但陈毅确实一步步显示出了处理复杂涉外问题的本事。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苏北局势和皖南事变情况，毛主席特意点名让陈毅出面接待。陈毅连夜准备材料，报中央批准后与对方接触，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较深印象。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面对的同样不是简单局面。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涉外机构多，外国侨民多，经济关系也复杂。陈毅既能讲原则，又能把事情往前推动，这种经历后来成了他做外交部长的重要底气。
 
1954年，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经常陪同周总理参加外交活动，还出席了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面对的是一批刚摆脱殖民统治、立场各不相同的亚非国家，光靠强硬显然不够，既要维护中国立场，也要让别人听得进去。陈毅在这些场合积累的经验，和战场上的指挥经验并不冲突，反而让他更清楚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要留出回旋空间。
 
那时的国际局势，也不再是刚建国时的简单破冰。
 
1958年前后，赫鲁晓夫接连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中国方面把这些要求视为涉及主权的试探。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明显裂痕。与此同时，美台签署共同防御协议，美国航母进入台海，台海局势迅速升温。
 
外交部长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礼节、谈判和公报，而是主权、安全与战争风险。这个岗位还需要一位温和周全的人吗？需要，但只靠温和周全够不够？
 
毛主席选择陈毅，看中的正是他身上那股军人的硬气，以及处理复杂事务时的灵活。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赫鲁晓夫访华。宴会期间，赫鲁晓夫指责中国炮击金门，抱怨中方没有事先通知苏联。陈毅当场站起来回应，炮击金门是中国内部事务，不能让别人替蒋介石和美国指责中国。对方即使是苏联领导人，只要说得不对，中国也不会照单全收。
 
这次交锋说明，陈毅的强硬不是为了制造冲突，而是把底线摆到台面上。外交场合最怕话说不清，立场藏在模糊措辞里，别人反而容易误判。
 
不过，陈毅的外交风格不能简单理解成只会强硬。新中国早期的外交实践里，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等场合展现的耐心谈判，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中国处理不同国家关系时，也一直需要把原则立场和谈判空间放在一起，单靠情绪表达，显然走不远。
 
这也是陈毅适合那个时代的地方。他不是替代周恩来的另一种模板，而是补上了高压环境下外交所需要的另一面。
 
周总理长于周密谋划，陈毅敢于正面交锋。一个重在把话说圆，一个重在把话说出分量。两种风格放在一起，才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早期既有回旋、又有锋芒的样子。
 
所以，1958年陈毅出任外交部长，看起来像一次出人意料的安排，实际是毛主席、周总理长期观察后的选择。真正关键的不是陈毅有没有外交部长的传统履历，而是他能不能在国家压力上升时，把中国的立场说清楚，把对手的试探顶回去，又不把所有退路都堵死。
 
这副担子，陈毅接得意外，却并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