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周世宏提交提案，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要求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斩断用工与雇佣分离的三角用工模式。该提案引发广泛讨论，核心原因是当下劳务派遣的行业乱象，早已背离制度设立的初衷。

周世虹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头一回听说。但他的身份值得多说两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同时还是国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个干了半辈子法律的人，在两会期间扔出这么一份提案，用词是“废止”，不是“规范”，也不是“完善”。一字之差，态度天壤之别。

这条建议冲上热搜的速度，快得有点出人意料。但细想又不奇怪。因为评论区里涌出来的那些留言，每一条都像是从某个人真实生活里撕下来的。有人在同一个岗位上干了六年，连食堂餐补都和正式工不一样——正式员工每月餐补打进饭卡，派遣工得自己充值，充100块还要扣20%手续费。有人被派驻海外多年，身份栏里写的依然是“劳务派遣工”。还有人业绩常年排科室第一，却被不断变换派遣公司、降低工资，只因为用工单位想在第九年之前切断他的工龄，规避“连续工作满十年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这条法律规定。

这套操作在法律圈有个说法，叫“逆向派遣”。先把你辞退，再通过自己成立的派遣公司把你“派”回来。合同换了个壳，工龄清零，权益归零。

劳务派遣最初被引入中国，是1980年的事。当时外国企业驻华代表处要用人，不能自己招，得从政府设立的外事服务机构里挑人。说白了，这是一个带着安全审查考虑的过渡安排。后来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企业发现直接招人成本太高、责任太重，于是纷纷转向劳务派遣这个口子。到2026年，全国持证劳务派遣机构已经超过4.7万家，被派遣劳动者约1920万人，加上“假外包、真派遣”的隐形用工，整体规模突破3300万。

3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重庆市的人口，全部处在一种“干着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钱”的状态里。派遣工月薪往往只有正式工的50%到70%，同一岗位平均工资仅为正式工的62%到78%。社保缺口更刺眼——只有38.2%的派遣工按实际工资缴纳社保，12.7%没交工伤保险，20.3%没有住房公积金。

法律不是没写。2014年施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白纸黑字规定，派遣工比例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只能用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上。但你去看看邮政系统，派遣工占职工总数的50%到75%。保安行业几乎全行业派遣。“临时性”三个字被无限拉长，“辅助性”变成了主力岗，“替代性”干脆成了常态。

问题出在哪？法律术语叫“同工同酬被刻意窄化”。用工单位把“酬”只等同于基本工资，奖金、津贴、福利、培训、晋升通道统统排除在外。你干的是同一个岗位的活，但“酬”这个字的解释权，在人家手里。律师分析说得很透彻——“用人不用工、用工不用人”的二元结构，导致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互相推诿责任，而违法成本又远低于用工成本，法律刚性约束等于被架空了。

那为什么不干脆废止？反对的声音也有。有观点认为“一刀切”会让本就弱势的派遣工面临失业风险，制度本身不是原罪，问题在滥用。这话有道理。但反过来想，一个制度运行了四十多年，被滥用到这个程度，是“加强监管”四个字能解决的吗？监管的力量，跑得过4.7万家派遣机构的规避手段吗？

周世虹的提案里有一句话值得琢磨——他说在互联网时代，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直接接触的渠道已经非常通畅。这话点到了要害。劳务派遣诞生于信息不对称的年代，企业需要通过中间机构来找人。现在呢？招聘平台、社交网络、视频面试，直接触达的成本几乎为零。这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技术前提，已经消失了。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4月部署了专项行动，首次由该办公室直接部署，而非以往的部委牵头，重点查处“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信号是明确的。但3300万人的权益调整，牵涉企业成本、就业稳定、社保基金多个层面，不是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改革的方向应该清晰——让长期在核心岗位工作的人，拿到与付出匹配的身份和待遇。至于这条路怎么走、走多快，考验的是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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