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 月，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之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还进一步劝说道：“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7〕。对于梁启超的苦口婆心，康有为不以为然。 6月，唐才常以起义在即，请康有为乘轮北上。康问以驻港或驻沪， 佯作欲“还港办事”之状，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8〕， 其实稳坐星洲，并无动意。自立军起义前，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康依然置若罔闻。倒是梁启超履行诺言，兼程归国。康有为抬出唐景崧，既能保证大军有主帅坐镇，借以卸责，又可塞绝弟子门生的进言劝说。其二，唐景崧曾任封疆大吏，其旧部分布于西南各省，又与西林岑家（春煊、春蓂）交善， 在西南一带颇具号召力，可以节制各部将领。康有为利用官僚声望的做法符合当时一般人心理。长江自立军也曾想请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坐镇，因陈猝死而作罢〔9〕。

除广西方面外，保皇会在广东另有一番布置。康有为派梁子刚、张智若、叶湘南等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如林玉、版筑、三品等。这一计划得到原台湾民主国义军统领丘逢甲的赞助。1900年3月，丘赴南洋考察学务，在新加坡与康有为、 容闳晤谈，同意参与保皇会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启田，言及保皇会在广东的军事准备时说：“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10〕。此后丘又同意“归统”，与潮汕的版筑“合成一军”〔11〕，并愿意在起义之际具名签发由保皇会拟定的保护外人布告。这使保皇会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倾全力向西。 6月，保皇会的勤王正军准备大举袭桂，而主帅陈翼亭丁艰在家。为不失时机，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与丘逢甲商议：“万一羽异未出，可先动不？”〔12〕希望丘逢甲领头，率先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