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其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31〕此言虽事后所发，却可视为时人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 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32〕作为废约依据，这一主张的提出应与熟悉西洋政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他们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 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19日张之洞复电：“另立何名目？大约称总统。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没有明确反对。次日唐电告：“名目惟有总统，仿洋制也。”5月21日， 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为总统。张之洞获悉，于5月24 日再电唐景崧：“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自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明确反对使用民主及总统。但第二天，台湾民主国正式建国之日，仍然照用“民主”、“总统”名号。以致张之洞在接到唐景崧宣告民主国成立的各省通电后十分不满，指责其“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并强调必须“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33〕。5月29日， 唐再致电总署，表示：“以后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同日，张之洞特意致电总署，为唐景崧申辩：“唐现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34〕。但台湾民主国国号已立，总统、议院名义天下周知。由此可见，台湾自主虽得到张之洞幕后支持，但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方面，双方态度并不一致，唐景崧没有谨守张之洞划定的底线。这种超越，在张之洞看来已经悖离了君臣礼法。尽管唐景崧一再声明“遥奉正朔”，“永戴圣清”，表白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乏主见和主动。只是一方面要避免清廷干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要维系与张之洞的关系，以保饷械，留下退路，不能与清廷公开反目。因此，台湾官绅顺从张之洞意旨的表态，不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直接反映，而自行其事及擅作主张，则是不惜违旨抗命的真情流露。台湾民主国的“民主”涵义有二，一为台民自主，一为民立其主，这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并不一致。但权力来源也根本不同于皇权专制。在台官绅精心选择与帝制相对立的“总统”作为民立之主的名号，仅用对清廷避嫌一说难以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