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共首位双重间谍鲍君甫，临判死刑之时竟自说：陈赓和周总理其实都认识我。早年为中共特科传递情报的经历，这段双重特工的人生，从合作立功到身陷绝境。


鲍君甫在北京去世的时候，身边没几个亲友，这个活了六十八岁的广东人，晚年深居简出，住在老旧的胡同里，靠街道接济过活。


人们整理他的遗物，除了几件打补丁的衣裳，就是一张泛黄的名片，上面印着“杨登瀛”三个字。


这个名字曾经在上海滩的饭局和暗室里频繁出现，到了1969年，却连邻居都记不清了。


只有翻起旧档案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普通的老人，二十年前曾坐在审讯室里，报出过两个让全场安静下来的名字：陈赓和周恩来。


时间要倒回到1928年，那时候鲍君甫三十来岁，广东口音里夹着日本留学回来的腔调，经人介绍，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务系统里谋了份差事。


他本名鲍君甫，对外惯用“杨登瀛”这个化名，因为早年在日本认识些青帮人物，又会来事，很快就在上海滩的灰色地带混了个脸熟。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见到了陈赓，见面地点众说纷纭，有说是在北四川路的一间粤菜馆，也有说是法租界某处不起眼的茶楼。


总之酒桌上烟雾缭绕，陈赓递了一支烟给他，没讲太多大道理，只是问他，以后有消息，愿不愿意给共产党也留一份。


鲍君甫接过烟，夹在指间看了半晌，然后点了点头，这个点头的动作，让他从此走上了双面行走的路。


说是双面，其实鲍君甫做事向来很实在，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照常打卡应卯，该开会开会，该巡街巡街，但转头就把消息送了出去。


1929年的一天，他打听到国民党准备对上海一处中共地下机关进行搜捕，名单和地址都已经确定，行动定在次日凌晨。


鲍君甫当天下午还在办公室里同人谈笑风生，到了傍晚，他揣着一份报纸出门，声称要去霞飞路买点东西。


他在百货公司的公用电话亭里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当晚，那处机关的人员全部撤离。类似这样的操作，他重复了许多次。


有时候是把情报写在纸条上，夹在杂志里，放在外滩公园某张长椅下面；有时候是在茶楼包间里，对前来接头的人压低声音说一句，明天别去了。


这些动作没有任何戏剧性配乐，却在当时救下了不少人的性命。


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上海的地下网络遭到严重破坏，鲍君甫因为和共产党方面有联系，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上了。


他被抓进去，关了几间暗室，审问时皮鞭和冷水都用上了，但他咬死了没有松口，加上上面有人保释，最后竟也被放了出来。


只是经此一劫，他知道这套把戏玩不下去了，出来之后，他离开了特务系统，转而在上海、南京一带做些小生意，后来又到地方法院谋了个录事的差事，每天抄抄写写，渐渐地就从那个圈子里抽身了。


那些年，他几乎不提自己在上海滩的往事，仿佛那段日子已经被刻意折叠起来，塞进了抽屉最深处。


可历史偏偏不让他安静，1951年春天，全国镇反运动正紧，南京的街头还透着寒气。


鲍君甫此时已经穷困潦倒，住在破旧的民房里，靠摆地摊卖些旧货勉强度日。他过去的国民党特务身份被翻了出来，一天，几个公安人员把他带进了局子。


档案堆在他面前，白纸黑字记得清楚：某年某月某日，任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助理。


办案人员问他，这些你怎么解释？他坐在那张硬木椅子上，沉默了很长时间，忽然开口说，你们可以去问陈赓，问周恩来，他们都认识我，我在上海是给共产党做过事的。


这话一出，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一个摆地摊的落魄老人，嘴里却报着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名字，听起来确实荒唐。但办案人员还是把这话记了下来，层层上报。


没过多久，北京的回音来了，陈赓亲自出具证明材料，证实鲍君甫在1928年至1931年间，确曾为中央特科提供过大量情报，对革命有功。


罗瑞卿也做了批示，凭着这些，鲍君甫没有被重判，后来得以释放。只是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外面的阳光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好起来。


他依旧住在那间破屋里，偶尔给街道居委会抄抄黑板报，换几斤口粮，就这么一天天熬着。


晚年的鲍君甫愈发不爱说话，只有老朋友来看他，喝上两杯劣质烧酒，他才偶尔指着墙上的一张旧照片，含糊地说一句，当年请陈赓吃饭，就在这家馆子。


手指的方向，照片已经泛黄卷了边，至于周恩来，他提得很少，也许在他的记忆里，那个更高大的名字始终站在更远的地方，像一盏灯，照着他在黑暗里走的那几步路。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病逝，他走的那天，外面飘着雪，屋子里的炉火早就灭了。那张印着“杨登瀛”三个字的名片，静静地躺在遗物堆里。


它曾经出现在1928年的某个深夜，也曾被1951年的审讯人员反复翻看，如今终于随着主人的离去，变成了一段再无人追问的往事。


信源：中国共产党首位"双面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