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明这个人，十九岁就杀了人，被判死缓，蹲了二十多年监狱，97 年放出来。他回到村里，谁也没想到他还能再杀人。这个时间差，就是从他出狱到再次作案那几年。


1979年的判决书送到晋城镇南门村时，张永明刚满十九岁，那张薄纸上的黑字写得明白：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他杀了人，对象是同乡，起因不过是田间地头的口角，拳头底下见了血，没救回来。那年月，死缓就是鬼门关前留了一口气，却也意味着漫长的牢狱要开始。


他在高墙里一待将近十八年，减刑、裁定、再减刑，法律程序像磨盘一样缓缓转动，把死刑磨成了无期，又把无期磨成了有期。


1997年，张永明四十一岁，跨出监狱大门，他拎着一个布包，里头几件旧衣裳，回到南门村。


村里跟他相熟的人已经不多，老一辈记得他小时候的模样，眼下见着，只觉眼前这个中年男人背有点驼，话极少，递烟给他，他接了，点上，闷头抽完，道声谢就拐进自家老屋。


起初那些年，日子看起来是平静的，张永明包了村头几亩薄田，种些菜蔬，养了一条黄狗。


农忙时也出门帮人做短工，力气是有的，工钱算得清楚，不拖欠，也不多言，村里有红白喜事，他也随份子，坐在角落里吃碗饭就走。


时间是最好的掩护，渐渐地，人们提起他，只说是“坐过牢的老张”，至于当年那条人命，早已被乡村生活的尘土覆盖。


水面出现第一道裂纹，大约是2005年之后的事，晋城镇上开始有人家报失踪，失踪者大多是青壮年男性，有的在镇上打过短工，有的不过是串个亲戚。


家里人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年轻人出门闯荡，电话打不通是常事，可一周、一月、半年过去，人还是杳无音讯。


寻人启事贴满了电线杆，有的老人举着照片站在路口，从春站到了冬。


其中有个叫谢海清的农民，家里人在镇上找了整整三年，从火车站问到建筑工地，脚印几乎踏遍了昆明周边。


还有在砖厂打工的小工，辞工时连工资都没结，人就像蒸发了一样。


每一次报案，民警都认真登记，可受制于当时的侦查条件，监控没有覆盖，DNA数据库也不完善，线索断了就是断了。


这样的案子零散地分布在各个派出所的案卷里，像散落的珠子，缺一根绳，直到2012年4月，一个叫韩耀的大学生在这里实习时突然消失。


韩耀的母亲没有哭天抢地地等着，而是每天踩着晨曦出门，跑派出所，跑新闻单位，把材料递到这个手里，再递到那个手里。


她的执拗像一根针，挑破了那层窗户纸，警方开始意识到，这些年来的失踪案或许不是孤立的意外，而可能是一张看不见的网。


排查的范围迅速收缩到南门村，办案民警换上便装，以走访的名义在村里转悠。


他们发现张永明的院子有几处异样：大门常年紧闭，墙头比邻家高出半截，站在墙外偶尔能听见院内传出些响动，却从来看不清里头。


有村民反映，夜里经过他家附近，有时会闻到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起初以为是养猪，可又不见他卖猪。


办案民警分成几组，一组翻阅历年失踪卷宗比对路线，一组扮作收购旧家电的商人逐户闲聊。


有人提到张永明夜里偶尔会在后院烧东西，火光一跳一跳的，问起来就说是烧垃圾。还有人说他每隔一阵子就骑车去镇上卖肉，卖的什么肉，说不清。


2012年5月，搜查令终于落在了那扇木门上，推门进去的情景，据后来的庭审记录披露，民警在院内找到了大量与失踪人员相关的证物。


消息传出，整个晋城镇哗然，谁也想不到，这个在村里沉默寡言、看似本分的中年人，会在那堵高墙之内藏下如此惊人的秘密。


那些年里，每一个失踪青年的最后足迹，原来都指向了这方院落。


抓捕并没有激烈的拒捕场面，张永明被带走时，据说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两手微微颤抖。


审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交代了多年来连续作案的经过，那些细节冰冷而沉重，记录在厚厚的卷宗里，最终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据参加庭审的人回忆，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旁听席里传来压抑的哭泣声。


张永明站在被告席上，头始终低着，只在法官询问他对指控有无异议时，他才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了句“没有”。就是这两个字，为十几条人命画上了句号。


2013年1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永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没有上诉，或者上诉后被驳回，总之在那个春天，执行如期而至。


从1979年第一次杀人被判死缓，到这一次真正的终局，三十四年过去，一个十九岁青年的暴力基因，在中年时期酿成滔天大祸，最终还是在法律面前走到了尽头。


执行通知下达那天，看守所里的灯亮了一夜，据值班的警务人员后来私下提及，张永明那一晚没睡觉，坐在床板上盯着墙角的蜘蛛网，直到天亮。


法律给了他三十四年时间，终点还是到了。


信源：云南晋宁系列杀人案案犯张永明一审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