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国民党中将李振率部投诚，在谈判桌上，发现解放军干部个个年轻，顿时神色骤变：“你们言而无信，我要面见刘伯承司令员！”


1949年12月25日，城里城外，枪声已经稀疏下来，但空气里还残留着硝烟的味道。


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坐在椅子上，身上的呢子军装熨得笔挺，可他的心思早就不在这身衣服上了。


头天晚上，李振几乎没合眼，胡宗南的部队已经西撤，成都平原上只剩下他的兵团和几个杂牌军还在硬撑。


四周都是解放军，退路被切断，电台里天天都是坏消息，李振不是没打过仗的人，从北伐到抗战，他见过太多生死。


眼下这局面，再打下去就是白白送命，他心里清楚得很，经过中间人牵线，双方约好了今天见面，谈谈起义的事。


谈判地点选在成都东郊的一处宅院里，青砖灰瓦，门口站着几个哨兵，李振带着副官走进来时，院子里安静得出奇，只有风吹动梧桐树枯叶的沙沙声。


他原以为会见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或者至少是位资历相当的高级将领。


可进屋一看，桌子对面坐着几个穿军装的，看上去最多也就三十出头，有的甚至更年轻。


那位戴着眼镜的干部，后来李振才知道此人便是李达，当时站起身，说话客客气气，自称是来谈事的代表。


李振的脸色当时就变了，他站在原地，目光从这几个人脸上扫过去，又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那群跟着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一股火气猛地蹿了上来。


他一掌拍在桌子上，桌子上的茶碗跳了一下："这叫什么话？我李某人带着几万弟兄来谈，你们就派几个娃娃来敷衍？言而无信！我要见刘伯承，现在就见！"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那几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互相看了看，并没有被吓住。


李达推了推眼镜，语气依然平静："李将军稍安毋躁，您的要求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但请相信，我们能够代表组织跟您谈。" 说完，他转身出了门。


李振的副官在旁边低声劝了两句，李振只是背着手在屋里踱步，脸色铁青。


他倒不是真想翻脸，只是旧军队里讲究个对等，对方派几个年轻人来，他觉得这是看轻了第十八兵团。


等待的工夫，李振留意到院子里的动静，那几个年轻干部正蹲在石阶上研究地图，嘴里念叨着一些地名和部队番号，说到兴起时，还用手在地图上一指一点。


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刻意讨好，就是实实在在地讨论问题，李振看在眼里，心里的滋味有点复杂。


他的部队里，这个年纪的军官，多半还在混资历，哪有几个真懂带兵打仗的？


约莫过了一阵，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帘一掀，走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军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棉布军大衣，裤子上还沾着泥点。


他进屋后，先是对李振点了点头，然后在主位上坐下，说话带着浓重的川音："李将军，我是刘伯承，你找我，我来了，有啥子话，敞开说。"


李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刘伯承是这样的做派，没有随从如云的排场，就像个普通老兵。


李振拱了拱手，语气缓了些："刘司令员，不是李某人摆架子，只是今日之事，关系着几万弟兄的身家性命，这几位..."


他指了指李达他们，"怕是做不了这个主。"


刘伯承顺着他的手指看了一眼，笑了："李将军，你是担心他们年轻，说话不算数？那我来告诉你，他们手里拿的方案，就是我定的。


我让他们来谈，就是信得过，我们共产党这边，不看年纪大小，只看能不能把事办到桌面上。" 这番话不轻不重，却句句敲在点子上，李振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接下来再谈，气氛就顺畅多了，条款一条一条地过，解放军这边提出的条件清楚明白：


官兵自愿，去留自由，武器移交，待遇从优，没有弯弯绕，也没有旧官场那套虚头巴脑的试探。


李振一条条听着，偶尔提出自己的顾虑，对方都认真记下来，能答复的当场答复，答复不了的，也是那句"我们回去请示，尽快给您回话"。


当天傍晚，协议签了下来，李振在文件上签下名字时，手很稳，他知道，这大概是这辈子最对的一个决定。


后来第十八兵团按协议开出城外接受改编，李振担心的事情一件也没发生。那些年轻的解放军干部下到各营各连，和士兵们同吃同住，说话没有架子。


有个细节李振记得很清楚，一个管后勤的年轻干事，在清点物资时，发现第十八兵团还缺几百套冬衣，连夜从城里调来，没有让任何人挨冻。


这些事让李振慢慢明白，那间屋子里年轻的脸，代表的确实是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


成都的那个冬天，李振拍了一次桌子，也见了一个人，多年后他再想起这一幕，大概会觉得，那间屋子里的炉火，烧得比想象中要暖。


至于那几张年轻的脸，后来在新中国的各个岗位上埋头做事，有的还成了将军，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