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张学谦 | 科举、印刷与册子本：唐宋间书籍形制变迁原因新探

从敦煌遗书看，唐代的书籍形制比较多样，除了作为标准形制的卷子本外，还有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叶子）、粘叶装、缝缀装等装帧形式。卷子的历史十分悠久，简帛时代的简册通常就是以卷起的方式收藏。进入纸本时代以后，书写载体虽然由简帛变成纸张，但收卷方式并无变化，书籍还是卷子本的形态。梵夹装由印度传入，但未能广泛流行。敦煌、吐鲁番发现的纸质梵夹装佛典，多为藏文写本，汉文很少,且时代多为西州陷落于吐蕃之后,应是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图1）经折装则是受印度梵夹装写本的影响，对卷子本进行改造的产物。S.5665为现存最早的经折装实物，两面分别抄写于唐高宗及武周时期。（图2）宋代以降，人们经常将经折装与梵夹装混同，也从侧面说明了两种装帧的相似。旋风装是一种将横宽纵窄的散叶上下堆叠后，粘连右侧纸缘而成的书籍形制，唐人称为“叶子”。旋风装改变了卷子本和经折装的粘连方式，即将纸叶首尾依次粘连改为右侧粘连，从而形成一种横宽纵窄的大开本册子。粘叶装则是先将单张纸对折，再将若干折叶叠放，用糨糊在折缝外侧粘连为一册，开本较小。现存最早的实物是不晚于8世纪初的S.5478《文心雕龙》。（图3）缝缀装是先将多张纸叠放后从中央对折，形成一叠，再将若干叠叠放，用线穿连各叠折缝处，使多叠连缀为一册。（图4）这种装帧与西方中世纪的册子本基本相同，应是受到西方写本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

从外部形态看，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均属于册子本，与卷子本卷束而成的圆筒形有显著差异。唐代之所以会出现众多新的书籍形制，应与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外来文化的传入有关。与外来文化一同传入的是梵夹装、缝缀装等新的装帧形式，从而刺激了中国书籍形制的更新与变化。

……卷子本是写本时代的标准书籍形制，而在唐代，一些域外装帧形式的传入，刺激了中国书籍形制的更新与变化。至8世纪，经折装、旋风装、粘叶装、缝缀装等方册形态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比较常见，开启了卷子本向册子本演化的进程。这些形制并非是线性发展，而是同时存在，相互竞争。与卷子本相比，册子本制作成本更低，文本容量更大，翻检更为便利。但单纯的技术优势并不足以撼动卷子本的地位，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一些推动力。

敦煌遗书中的册子本大都是佛教文献，但这主要是藏经洞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不能说明佛教对于册子本有明显的偏好。佛教的册子本大都是需要时时诵读、使用的经典或仪轨。更具标志性的大藏经仍用卷子本，说明佛教并未真正把册子本看作一种正规形制，这反映了宗教的保守倾向。唐代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书、史书和韵书等参考书也是册子本，最初只是为了方便携藏和翻检，但毕竟与科举建立了一定的关联，官方标准参考书对于册子本的接纳，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地位。五代国子监雕印的九经，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科举用书，因此采用了册子本这种当时常见的科举用书形制。册子本成本更低，也可以扩大监本的流通范围。监本经书对册子本的采用，是唐宋间书籍形制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以监本的权威性和示范性确立了册子本的正统地位。粘叶装和缝缀装两种册子本形制在宋代均比较流行，虽然宋人明确表示粘叶装相较缝缀装有不易散乱的优点，但缝缀装被淘汰的根本原因还是其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不够适配。总之，中国古代的书籍形制在唐宋间经历了从卷子本到册子本的演替，技术因素之外，科举和印刷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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