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禅让制"的人，并不是为了大公无私，而是这个原因。

公元前316年，燕国相国子之没有打一场仗，坐上了君主的位置。让他上去的，是燕王哙自己。

在一批臣子的游说下，燕王哙决定效法上古帝王，把国家的权柄正式禅让给子之。

不久之后，燕国陷入内乱，太子平举兵相争，齐宣王随之出兵，燕都陷落，燕王哙死于乱中，子之被齐军所杀。这场照着圣王理论操作的禅让，让一个诸侯国险些就此覆亡。

把禅让讲得无比高尚的那批人，当初究竟图的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说清楚禅让这套叙事从哪里来，又是谁在用力推它。

在儒家流传下来的文献里，尧舜禹的权力移交，是中国上古历史里被反复称道的一段。

尧年迈之后，没有把位置传给儿子丹朱，而是历经多年考察，选定了出身寒微的虞舜。

舜经历了长达二十八年的考验期，才在尧身后正式主政。后来禹也走了相似的路，接过舜的权柄。这一套在儒家那里有个简洁的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孔子在《论语》里称赞"大哉，尧之为君也"，把尧的风范推到极高的位置。

孟子则把禅让和天命、民心的理论接在了一起，认为真正合法的政权转移，不能靠强取，必须顺应人心，天与之、人与之才算数。

但在先秦时期，这套叙事就已经有另一个版本并行存在。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时出土，书里对同一段历史的记述和儒家文献出入明显。书中写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说舜把尧关了起来，还封堵了丹朱和父亲见面的通道。

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史学界一直有讨论，但这个版本的存在本身，说明先秦时代对尧舜禅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记忆。

两套叙事同时流传，其中一套被儒墨两家反复传颂，另一套散落在不同文献的角落里。

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大力传颂禅让这套理论，不难找到答案。

战国中后期，各国贵族对官位的垄断正在被打破。

一批靠才学和辩才谋生的士人阶层快速兴起，游走于各国之间，期待凭能力得到重用。儒墨两家的核心人物，正是这个新兴阶层的成员。

他们推崇禅让、鼓吹选贤任能，道德理想的成分当然有。

但背后还有一层更直接的逻辑：如果权力应当属于最有德能的人，而读书明理的士人恰好就是德能最高的群体，那么贵族靠血统垄断高位的那套体制，就从根子上说不通了。

禅让理论，给士人阶层的政治诉求找到了一套年代最久远、分量最重的依据。

这套理论从被系统提出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在讲历史，也在回答一个当代的政治问题：凭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应该来掌权？

而论证的结果，往往对提出者最为有利。

回到燕国的案例，可以看到这套理论在实际政治操作里是怎么用的。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录了游说过程的细节。

鹿毛寿对燕王哙说，尧当年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没有接受，尧因此留下千古美名。燕王若愿效法此举，把权位让给子之，便是真正践行了圣王之道。

这番话有一处值得细看：许由是隐居山林的高士，尧让位给他，他不接，这个姿态不涉及任何真实的权力移交，尧的名声由此毫无风险地确立了。

而子之是现任相国，他伸手接了。鹿毛寿拿一个结果安全的案例，说服了一次结果完全不同的操作。

《战国策》里还有苏代的记录。

苏代为子之在燕王哙面前活动，同样以禅让的义理做包装，鼓励燕王效法古制。这些说客背后的受益人，都指向子之一人。

燕王哙信了，禅让令下，燕国随后走向内乱。

这套用法后来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汉献帝禅让给曹丕，东汉结束，曹魏开始；曹魏元帝禅让给司马炎，曹魏结束，西晋开始。

每一次，劝进的表文写了一份又一份，新君主推辞了若干回，最后接受。

仪式走下来，和儒家典籍里记载的尧舜流程高度吻合。

把禅让从上古传说变成可操作政治程序的，正是战国那批把它反复阐发的学者。他们在发展这套叙事框架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它会被这样使用，史书里没有答案。

但有一点可以看清楚：禅让理论承载着具体的政治功能，从来就不只是在讲道德。

燕昭王后来花了将近三十年时间重建燕国，才把那场乱政的烂摊子慢慢收拾干净。乐毅伐齐、连下七十余城，是燕国此后最扬眉吐气的一幕，但那已经是禅让风波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游说燕王哙的鹿毛寿，此后在史书里没有了任何下文。子之的结局史料有记，鹿毛寿的结局，《史记》没有交代。

《竹书纪年》那句"尧德衰，为舜所囚"旁边，什么注解也没有。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刘向编：《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