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为什么被合肥越甩越远？》系列：第三篇 石家庄的生物医药，为何没做成“合肥的芯片”？（2807字）

这是《石家庄，为什么被合肥越甩越远？》系列的第三篇。

前两篇我们盘了石家庄曾经的优势，拆解了合肥“逆天改命”的三件事。这一篇，我们把镜头对准石家庄最亮的那张牌——生物医药。

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2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4%。石药集团、华北制药、以岭药业、石家庄四药、神威药业五家企业连续9年上榜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并列全国第三。2026年上半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营收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规上企业244家。

石家庄有全国最好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但它的生物医药产业，为什么没能做成“合肥的芯片”？

石家庄生物医药的“家底”：华北药都的光环

石家庄的医药产业史，就是中国现代制药工业史的一部分。

华北制药厂1953年筹建，1958年投产，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青霉素，彻底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华北药都”的名号，是用几十年积累换来的。石药集团从石家庄制药厂改制而来，以岭药业靠连花清瘟享誉全国，神威药业在中药现代化领域走在前列。

2025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在全国208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榜单中位列第九，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园区已集聚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孵化—生产—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形。

石家庄生物医药的优势在于：原料药和中间体生产规模大、成本低，青霉素等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长期领先。龙头企业多、产业积淀深。有“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产业IP和品牌效应。

石家庄有“药”无“医”

但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的短板同样明显。

第一，“集而不链”。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石药、华药、以岭这些“链主”级别的大企业，各自为战，中小企业配套不足。产业集聚不等于产业集群。有研究指出，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产业链关键环节薄弱”。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的合作为产业生态注入了国际化的变量，但本土产业链的“咬合度”仍需大幅提升。

第二，创新研发投入不足。 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长期以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为主，高端创新药研发起步晚、规模小。与北京、上海相比，石家庄的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顶尖人才、国家级研发平台、临床资源的集聚度远低于合肥在集成电路领域的投入强度。2026年上半年，以岭、石药各有一款2类新药获批上市，但新药数量和管线储备仍无法与长三角形成对标。石药集团收到阿斯利康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12.25亿美元，说明业界认可石家庄的工艺能力，但产业自身还需要孵化出更多重量级创新品种。

第三，关键环节“卡脖子”。 高端辅料、细胞培养基、色谱填料等关键材料和制药装备，仍高度依赖进口。有研究建议“组织实施国产替代计划，支持企业攻关细胞培养基、色谱填料等技术，降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这些“卡脖子”环节，正是石家庄有机会补齐的产业链空白。

合肥的芯片，为什么能做成？

把石家庄生物医药和合肥集成电路放在一起比，差距就看得见了。

合肥的集成电路有“链主+链条”的完整生态。

长鑫存储带出了400多家上下游企业，晶合集成做晶圆代工，沛顿科技做封装测试，联发科、龙迅半导体做芯片设计——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装备，在同一条街上就能完成。合肥半导体赛道2026年上半年发生39起融资事件，覆盖设计、材料、设备、封测全链条。合肥高新区已集聚集成电路重点产业链企业超200家，从业人员7万余人。

石家庄的生物医药是“大企业+散落配套”的结构。

石药、华药、以岭三巨头营收贡献了产业的大部分，但它们之间缺乏“协同”。大企业的需求没有变成中小企业的订单，中小企业的创新没有变成大企业的增长点。华普生物疫苗基地、绿叶嘉奥等新项目相继落户，虽然注入了新活力，但尚未形成链式协同。研究也指出，石家庄生物医药“高校支撑医药产业发展不足、人才紧缺、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河北日报“冀言”栏目的一篇文章点出了关键：合肥布局集成电路产业，“即便遭遇技术瓶颈、市场波动，依然十年如一日投入资金、搭建平台，最终培育出长鑫存储等龙头企业”。石家庄“医药制造基础雄厚，历史悠久”，但“发展主导产业要有定力”。

为什么没做成？三条原因

第一，缺一个“长鑫式”的链主。

合肥的“芯屏汽合”之所以能形成生态，是因为长鑫存储这样的“链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和场景。石家庄的石药、华药虽然规模不小，但它们的供应链分散在全国，没有像长鑫那样在本地“长”出一整条配套链。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长期处于“有‘药’无‘链’”的状态——药企在这里生产，但上游的原料、设备、研发平台不在本地，下游的市场、品牌、服务体系也不在本地。建议将“链长+链主+链创”机制在生物医药领域加速落地，以石药、华药为双链主，带动本地中小企业进入其供应链体系。

第二，创新资本投入不足。

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合肥国资十年累计投入约248亿元，账面浮盈超过1万亿。石家庄的生物医药产业，虽然也在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核心平台，但有研究指出其“资本活动活跃度较低”。2025年石家庄GDP8651亿元，财政收入和国资平台可动用的资金池，与合肥1.42万亿的GDP量级存在明显差距。当产业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资本是绕不过去的硬约束。

第三，京津的“虹吸”。

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最大的外部压力，是京津的“虹吸”。北京有全国最密集的生物医药研发资源，天津有强大的医疗器械产业，石家庄夹在中间。河北日报文章建议“深化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联合攻关、平台共建、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说明石家庄生物医药的创新资源明显不足。

石家庄生物医药的转机：正在发生什么？

2026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加速。上半年营收693.9亿元，增长11.5%。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拟建设单罐产量最高、单体产能最大的生物原液生产线。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顺利推进，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雏形初现。

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上企业营收增长47.9%。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核心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这些变化说明，石家庄生物医药正在从“华北药都”向“创新药都”转型。石家庄正在补齐研发和创新的短板。

但问题在于速度。

合肥用二十年建成了“芯屏汽合”。石家庄的生物医药产业“十四五”期间才突破千亿，2024年突破1200亿元。合肥已经跑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全国前列，石家庄的生物医药还在从“原料药基地”向“创新药高地”转型的路上。

2026年上半年合肥集成电路产值超过700亿元，石家庄生物医药营收693.9亿元——数字上几乎一样。但合肥的集成电路增速在70%以上，石家庄生物医药增速只有11.5%。

石家庄的生物医药，有家底、有基础、有龙头。但它缺的，是合肥那种“把一条链做穿”的定力。把生物医药从“大”做成“强”，从“企业集聚”变成“生态咬合”——这是石家庄必须做的，也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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