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3岁的林永健打电话给周冬齐，哭着说：“我爸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结个婚，让他能安心地离开，”单纯的周冬齐答应了，但领证后，她就立刻后悔了。

从民政局出来，周冬齐捏着那本红册子，心里空落落的。天有点阴，风一吹，她打了个寒颤。林永健走在她旁边，想伸手帮她拢一下外套，手抬到一半又缩回去了。他知道这事儿办得不地道，可当时实在没别的办法。
两个人就这么一前一后走回团里宿舍。林永健住筒子楼，一间十来平的小屋，结婚当晚，他们就在这儿吃了顿饭。周冬齐下厨炒了俩菜，林永健出去买了只烧鸡，算是庆祝。饭桌上静悄悄的，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林永健扒了两口饭，抬头说：“冬齐，委屈你了。我这人嘴笨，但我说到做到，以后一定对你好。”周冬齐点点头，没接话。她看着墙上斑驳的水渍，心里想的却是：我这就算结婚了？

夜里，周冬齐睡床上，林永健打了地铺。老楼暖气不足，地上凉，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周冬齐听着动静，心里更乱了。她不是嫌弃林永健穷，团里谁不知道他踏实肯干？她是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像演小品似的，可这不是舞台，这是她的人生。
第二天一早，周冬齐照常去排练。同事们还不知道她结婚的事，照旧嘻嘻哈哈开玩笑。有人提起周末相亲，问她要不要一起去，周冬齐张了张嘴，最后只说“我再看看”。中午在食堂，林永健端着饭盒坐她对面，周围人的眼神就有点不对了。下午团长把他俩叫到办公室，问是不是真领证了。得到肯定答复后，团长叹了口气：“你们啊……也好，永健是个靠谱的。”
日子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下去。林永健话不多，但细心。知道周冬齐胃不好，每天早起熬小米粥，用保温桶装好放她宿舍门口。周冬齐排练晚，他就在楼下等，手里揣个热包子。有次周冬齐感冒发烧，林永健请假陪了两天，夜里不敢睡实，隔一会儿就起来给她换毛巾。
这些好，周冬齐都记着。可心里那道坎儿还在——这婚姻起头太急了，像没打地基就盖楼，总觉得不踏实。她偶尔会想，要是当时没答应呢？可转头看见林永健蹲在楼道里洗她换下的戏服，搓得那么认真，她又把话咽回去了。
半个月后，林永健接到家里电话，父亲走了。他连夜赶回青岛，周冬齐犹豫了一下，跟着去了。那是她第一次见林永健的家人。灵堂前，亲戚们看着她，眼神里有感激，也有打量。林永健跪在那儿烧纸，背影佝偻着。周冬齐默默跪到他旁边，也往火盆里添了张纸。林永健愣了一下，转头看她，眼圈通红。那一刻，周冬齐忽然觉得，这个婚也许没结错。
回北京火车上，林永健一直望着窗外。过了好久才说：“谢谢你让我爸走得安心。”周冬齐说：“别谢了，都是应该的。”这话说出来，她自己先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她把他家的事当成“应该”的了？
团里分了间稍大的宿舍，俩人算是正式有了家。林永健把存折和工资卡全交给周冬齐，密码写在纸条上。周冬齐没推辞，接过来的时候想：那就试试吧，试试这仓促的开始，能不能过出个样来。
生活渐渐有了寻常夫妻的样子。早上抢厕所，晚上抢遥控器。周冬齐爱干净，林永健老把袜子乱扔；林永健吃饭快，周冬齐嫌他吧唧嘴。为这些鸡毛蒜皮，他们也吵过。有次吵急了，周冬齐脱口而出：“当初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嫁呢！”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林永健没吭声，转身出门，过了俩小时回来，手里拎着她爱吃的糖炒栗子，还烫着。
那包栗子放在桌上，周冬齐剥了一颗，又剥了一颗，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林永健慌了，手忙脚乱找纸巾。周冬齐边哭边说：“我嫁都嫁了，以后你别老让着我，该吵吵，不然我总觉得亏欠你。”林永健挠挠头：“我娶都娶了，让着你是应该的。”
窗外的树不知不觉绿了，又黄了。他们的小品上了电视，林永健慢慢有了名气，找他的戏多了起来。每回拿到片酬，他还是全数打回家里。周冬齐有时会开玩笑：“你就这么信我？不怕我卷款跑了？”林永健一脸认真：“你跑哪儿去？结婚证还在我抽屉里锁着呢。”
抽屉里锁着的，不止是结婚证。还有张纸条，是周冬齐后来放进去的，上面写着一行字：“慢慢过，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