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公社书记老赵听完，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没抬头。“户口怎么办？粮票怎么办？上海那边接收怎么办？”他声音不高，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姚祚塘站得笔直：“我们想办法。”

“想办法？”老赵抬起眼，“这是政策，不是想办法就能过去的。”他顿了顿，语气缓了些，“你们的心意我晓得，李阿妈是个好人。但现实问题摆在这里。”

林小兰往前挪了半步，声音有点紧：“书记，没有李阿妈，我们熬不过这十年。她老了，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们走了，心就死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只听见炉子上水壶盖轻轻磕碰的声响。

老赵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写个详细情况说明吧。我往县里报，成不成，看上面怎么说。”他把纸推过来，“别抱太大希望。”

从公社出来，天阴着。姚祚塘走得很快，林小兰小跑着才能跟上。

“要是县里不批呢？”林小兰问。

姚祚塘没停步：“那就再找。”

“还能找谁去？”

“总有人管。”

到家时，李阿妈正坐在炕沿边纳鞋底。看见他们进门，她把针别在襟上。“回来啦？锅里温着粥。”

林小兰“嗯”了一声，去灶台盛粥。粥很稀，米粒都能数清。她端着碗，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晚上，孩子睡了。李阿妈在灯下补姚祚塘的衬衣，袖子磨破了很大一块。她眯着眼穿针，穿了几次都没成功。

姚祚塘接过针线，一下就穿上了。

“老了，眼睛不中用了。”李阿妈笑了笑，接过针。

“阿妈。”姚祚塘忽然开口。

“嗯？”

“跟我们走吧。”

针停住了。李阿妈慢慢捋平衣服上的褶子。“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挺好。”

“您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邻居都在，队里也会照顾。”她把线拉直，声音很轻，“你们回去，好好过日子。把延民带大，我就高兴了。”

林小兰蹲到老人跟前，握住她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冰凉。“阿妈，您就是我们的亲人。一家人，就得在一块儿。”

李阿妈别过脸去，很久没说话。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在她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我再想想。”最后她说。

那天夜里，姚祚塘一直没睡。他披衣起身，走到门外。月光很淡，照着远处黑黝黝的山轮廓。十年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道梁子，每一条沟。可上海呢？上海变成什么样了？他还记得父亲来信说，亭子间里挤进了两户人家。

林小兰也出来了，站在他旁边。

“实在不行，”姚祚塘说，“我就不走了。”

“你说什么胡话。”

“不是胡话。你带延民先回去，我留下陪阿妈。”

林小兰摇头。“要留一起留。”她声音很平静，“我们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半个月后，县里的批复下来了：原则同意，但需上海方面出具接收证明。

姚祚塘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有些抖。他立刻去了邮局，给上海的父母发电报。电报很贵，他只写了七个字：“需接收李阿妈证明。”

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李阿妈不再提走不走的事，只是更勤快地收拾东西。她把晒干的蘑菇捆成小捆，把腌好的辣白菜装进坛子，好像他们只是要出趟远门，很快就会回来。

一天下午，她在收拾炕柜时，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糖票，几块皱巴巴的钱，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林小兰和姚祚塘刚来时，和知青们的合影。照片上的人都站得笔直，眼神里透着稚气。

李阿妈用手指轻轻拂过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仔细包好，塞进了林小兰的行李最底层。

上海的回电是在一个清晨到的。邮递员在院门外喊姚祚塘的名字。电文长了些：“证明已开寄出放心全家等你们回来。”

姚祚塘把电文读了三遍，然后转身进屋。李阿妈正在烧火，他蹲在灶边，把纸递过去。

李阿妈不认识汉字，但她看懂了姚祚塘的表情。

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

“阿妈，”姚祚塘说，“证明开出来了。”

李阿妈往灶里添了根柴，火星子溅起来。“哦。”

“我们可以一起走了。”

添柴的手停了一下。“上海……很大吧？”

“很大。”

“我说话，人家听不懂。”

“我给您当翻译。”

李阿妈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身，掀开锅盖看了看里面的糊糊。“吃饭吧。”

那天吃饭时，她给每个人碗里多盛了一勺。给孩子夹菜时，她忽然说：“延民啊，到了上海，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林小兰和姚祚塘对视了一眼。

孩子嘴里塞着饭，含糊地问：“阿迈也去吗？”

李阿妈摸了摸他的头。“去。阿迈也去。”

她说得很轻，但姚祚塘看见，她低头扒饭的时候，用袖子很快地擦了一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