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女子帮开发商卖了120套房，获得2200万提成，开发商赖账不给。女子一审输了，走投无路跟律所签了风险代理，约定按拿回金额的8%付律师费。律师接手后逆风翻盘，堵某拿到2600万赔偿。按比例计算律师费 200 余万元，堵某仅支付 30 万元便不再沟通。律所多次沟通未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场官司真正摆到北京朝阳法院审判席上时，争的已经不是堵某和开发商之间的房产提成，而是堵某与代理律所之间的新合同纠纷。

北京朝阳法院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11月25日，该院在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巡回审理这起法律服务诉讼代理合同案。

审判长由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担任，李增辉、王菁璐参加合议庭，50余名人大代表、管委会和企业代表旁听。

庭审没有只盯着“8%高不高”。法庭归纳的重点包括双方当年的具体约定、律所实际完成多少代理工作、代理中有无过错，以及诉请金额该怎样计算。堵某已经支付30万元是事实，但剩余费用是否完全按合同主张，还得放回整个代理过程判断。

事情要倒回堵某第一次败诉之后。公开材料显示，堵某与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范围不只一次上诉，还包括案件若被发回重审后可能发生的一审、二审程序。律所接手后代理堵某上诉，参加庭审并提交代理意见，案件随后被发回重审。

进入重审一审，律所重新组织起诉状和证据材料，申请财产保全，并参加全部庭审。对数千万元的合同纠纷而言，保全直接关系到以后判决能否顺利执行。后来法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支持堵某绝大部分诉讼请求。

变化出现在这个节点。堵某取得有利判决后，没有继续由原律所代理二审，而是另请律师。之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正因为最后一个审级换过代理人，原律所后来起诉时，除主张合同履行后应得利益，还要求赔偿保全保险费。朝阳法院审理时也专门追问，原律所究竟完成了协议中的哪些部分。

收费问题随之成为焦点。堵某一方提出，北京过去存在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政府指导价，8%的比例过高。但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2018年3月2日发文明确，自2018年4月1日起，北京律师法律服务收费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原政府指导价取消，旧标准不能直接作为今天的强制计价依据。

市场调节也有边界。司法部等部门2021年发布规范意见，对风险代理设置分段最高比例，100万元以内最高18%，100万至500万元部分最高15%，500万至1000万元部分最高12%，1000万至5000万元部分最高9%。

若只按媒体报道的2600万元静态计算，分段最高额约282万元，而8%对应208万元。这个比较只能说明8%没有当然突破现行最高比例，并不能替代法院对合同和履行情况的审查。

2026年8月31日前后，这起纠纷再次进入媒体视野。报道显示，律所坚持按生效裁判文书确定所得款项的8%结算，堵某代理人则认为收费偏高。

真正决定这200多万元怎么处理的，还是代理协议写了什么，原律所完成了多少工作，堵某中途更换律师造成什么影响，以及收费约定是否符合有效规则。

北京朝阳法院2025年11月公开庭审材料写明，该案将择期宣判。由2200万元房产提成引出的第二场合同纠纷，争议远不止一句“签了合同就得付钱”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