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秘鲁卡拉尔文明考古，对双方究竟有什么用？
考古，可能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但无论如何划分，一方面，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存在大量国际合作的专业：
正如秘鲁的考古学人脉是从德国（特略真正入行的地方）开始一样，新中国自己的考古学是从埃及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中国考古事业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同志，在国内时并不懂考古，他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学术生涯，始于1939年在剑桥攻博期间随英国人赴埃及进行的实地发掘，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古埃及文明串珠的类型学分析。
另一方面，它也是一门绕不开殖民盗窃、政治立场和祖国民族情感的学科。
回望“中国学”在西方火热的那个年代，同时也是我们祖国百年屈辱的年代。在那时，中国的考古，虽然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从传统“金石学”的孤立古物解读进化到对遗迹和田野调查同等重视的现代价值观念，但也严重丧失了对自己祖先的“认知权”、“寻根权”，话语叙事被外来的“学术权威”掌握；自己作为土地主人、文明后裔的声音发不出，判断被人一笑置之，甚至祖先留下的东西都守不住。
当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看到那些被乌勒弄到博物馆里的钱凯小雕像时，如果认识几个秘鲁人，心中如何能不涌起许多宛如自己初读余秋雨《道士塔》、初见大英博物馆或大都会博物馆中不计其数“灵吉菩萨”头颅的时候，一般无二、同病相怜的情怀？
和我们一样，秘鲁的考古和遗迹保护，相比百年前也有了很大改善，甚至去年终于有了本国的放射性碳定年实验室；但在学术追寻客观真理的面纱下，对“民族起源定义权”的观念之争仍悄然延续着。沙迪团队倾向于将卡拉尔文明解读为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中央集权政府（“圣”字正是因此被引入），而哈斯倾向于将小北文明解读为一堆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非国家社会。
巧了，前一个是原住民梦想的，后一个是殖民者喜欢的。
今年六月，我国驻秘鲁大使会见露丝·沙迪博士
今天的中国，已具备了接近乃至部分超过老牌发达国家的文博考古技术水平，却不曾侵略、掠夺、破坏近代以来任何主权国家的文化遗产，对全球南方没有大英博物馆那样的历史包袱，没有美国学界个别人那种对外国考古鸠占鹊巢、霸占叙事的天然倾向，也无需面对类似哈斯的学生在瓦里坎加窃据了发掘主导权、却遇到当地逐利居民破坏遗迹时，所发出的那种“到底谁有权动它们”式荒谬感。
对同样第三世界文明古国的平等学术合作，本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疫情前，中国考古队已经重新在埃及等开展实地考察。相比而言，如今对秘鲁卡拉尔文明的考察，其实更进了一步：读完前面的回顾可以意识到，中方新闻稿中“卡拉尔文明”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温和的站队。
这种支持不像支援古巴光伏系统那样直接，却有其超出学术的象征意义：曾经受侵略和欺凌的南方国家在“定义自身历史根脉”的事业上，已有条件逐渐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