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正经历建国后最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短短一年里先后有十个县从江苏划归上海管辖，全市管辖面积直接翻了十倍。伴随区划调整而来的，是大批量的干部跨区域调动，上海人事部门那段时间每天要处理的人事文件堆得像小山。

那时候各地都在赶建设进度，人事调配节奏快、任务重，难免出现只看编制缺口、不看人岗匹配的情况。不少熟悉当地农业生产、有基层实干经验的干部，被批量抽调到陌生的行政或后勤岗位，原本推进顺利的地方工作，常常因为换人衔接不上放慢了脚步。

这种情况不是上海独有，1958年初毛主席主持拟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时候，就专门点出过这个问题。他说干部任用要扬长避短，不能随便挪位置折腾人，尤其基层干部，熟门熟路扎在一个地方干，比调来调去效率高得多。他一直强调，用人要看实绩，看能不能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只盯着表格上的编制空缺填名字。

就拿松江来说，当时已经被规划为上海的卫星城镇，定位是发展轻工业和配套农业，既要稳住粮食生产保障市区供应，又要把当地零散的手工业、小作坊整合起来办集体工厂。这种爬坡阶段，最缺的就是懂本地情况、有实干经验的地方干部。

当时松江的基层干部，大多是从土改、防汛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1957年汛期松江遭遇大暴雨，就是这些干部带着社员守在圩堤上，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大堤加固，还顺带疏通了三条灌溉渠，当年全县水稻产量直接涨了两成。这些人地里的收成、村里的作坊、老百姓的难处，样样都门儿清，是地方发展的主心骨。

后来上海人事系统根据中央的干部任用精神，调整了调配思路。对于有实绩、熟悉本地情况的基层干部，优先保留在原岗位，不随便做平级调动。确实需要抽调的，也要等工作交接稳妥、新人能接上茬再走。

后续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思路的正确性。留在松江的干部带着群众，把散落的五金、纺织小作坊整合成社队集体工厂，一边给上海市区的大厂做配套加工，一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到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松江的粮食产量和副业收入都在上海下辖各县里排在前列，靠着扎实的家底，当地老百姓没遭太大的罪。

其实道理说穿了很朴素。干部不是办公室表格里的一串名字，想调到哪就调到哪。真正的用人，是把干事的人放到能干事的位置上，让扎根的人守好他扎根的地方。那些只盯着编制表调人的人，永远不会懂，一个能沉下心的地方干部，能给一方百姓撑起多大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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