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还是发生了！江苏苏州，男子骗妻子上天台收被子，从背后把她推倒，摁住头狠狠撞击地面，怕她死不了，又将她的头部往台阶棱角上撞了多次，导致妻子当场死亡。

男子被抓获归案，家属不求赔偿，希望判处凶手死刑并立即执行，但一审判决结果，令被害人家属完全无法接受。

这起案件发生在苏州太仓。2023年1月，李某虎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同龄女子小琴。两人异地交往约11个月，同年12月结婚。两家不只是普通亲家，还存在多重姻亲关系，小琴的双胞胎妹妹后来也嫁给了李某虎的表弟。

表面看，这是亲上加亲；实际上，复杂的亲戚关系却成了李某虎口中“不敢离婚”的理由。

婚后，李某虎不适应新环境，辞职后长期没有稳定工作，还存在对外负债。他与妻子沟通较少，感情逐渐恶化。

李某虎供述，自己想结束婚姻，又担心离婚影响两家关系，最终产生了杀死妻子、伪装成意外的念头。

这套理由听着复杂，翻译成大白话却很简单：正常解决婚姻问题需要承担压力，他不想承担，于是把妻子的生命当成了最省事的解决方案。可民政局的大门并没有焊死，亲戚的议论更不是杀人的许可证。

2024年11月至12月，李某虎曾三次前往住所天台楼道的小房间埋伏，寻找作案机会，但都没有得手。

12月30日下午，他再次行动。为了躲避监控，他交替乘坐电梯、走楼梯，又在东西两个单元之间绕行。到达天台后，他给妻子发短信，让她上楼收被子。

小琴毫无防备地来到天台。李某虎突然将她推倒，多次把她的头部撞向地面。看到妻子仍有微弱反应，他没有停手，而是把人拖到天台入口处，继续将她的头部撞向台阶棱角，最终造成颅脑严重损伤死亡。

这不是争吵中失控，更不是一次偶然的冲动。前期反复埋伏、专门选择路线、利用短信诱骗、行凶后伪造现场，每个环节都带着明确目的。

作案后，李某虎更换并丢弃衣物，当晚还多次绕回现场，查看妻子是否被人发现。第二天凌晨，他装成刚刚发现妻子受伤的样子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后发现小琴已经死亡，并提醒他报警。

2025年1月1日，李某虎被刑事拘留，随后被批准逮捕。

2026年8月14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李某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很多人听到“死缓”，第一反应是两年以后就能出来，这其实是误解。死缓仍然属于死刑制度，并不是普通缓刑。

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通常减为无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且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仍可执行死刑。

但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毕竟存在生与死的根本差别，所以被害人家属无法接受并不难理解。他们拒绝出具谅解书，表示不以赔偿换取从轻处理，并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检察机关抗诉。

8月27日，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支持抗诉。检方给出的理由包括：案件属于婚姻家庭矛盾引发，李某虎具有如实供述、认罪，其亲属代为进行部分赔偿等情节，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和量刑上没有明显不当，不符合抗诉条件。

法律确实要求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也明确，婚恋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即便手段残忍，如果同时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情节，也可能判处死缓。

但我认为，争议的关键不在于“家庭矛盾案件能不能判死缓”，而在于这起案件究竟有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不立即执行死刑。

李某虎并非遭受严重刺激后突然失控，而是多次预谋，精心规避监控，利用妻子的信任设局，行凶后毁弃衣物、反复观察现场，再通过拨打120制造无辜形象。

所谓“想离婚又怕影响亲戚”，很难削弱这种持续而明确的主观恶性。家庭关系可以解释犯罪发生的背景，却不能自动变成从宽处理的通行证。

否则，一个案件只要发生在夫妻、恋人或者亲属之间，反而可能比陌生人作案更容易获得宽宥，这显然会冲击普通人对公平的直观感受。

当然，情绪不能代替证据，舆论也不能替法院判刑。但面对如此重大的生死裁判，司法机关有必要把从宽情节的分量、认罪的具体表现、部分赔偿是否出于本人意愿，以及为何不足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讲得更加充分。

我支持慎用死刑，也支持对极端恶性暴力犯罪依法严惩。慎重不是一味从轻，严惩也不是迎合情绪。

真正令人信服的判决，既要经得起法律条文的检验，也要回答一个朴素问题：一个人经过多次策划，利用最亲近之人的信任完成杀害并企图逃避追责，究竟凭什么获得不立即执行死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