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问题，之前写的一直没发。

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二战后一直是有选择性的。冷战中扶持过皮诺切特、伊朗巴列维、韩国军政府、印尼苏哈托等一系列威权政权；而当选举产生了美国不喜欢的结果，如伊朗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府，又转而拒绝承认。

这暴露出“民主”在外交中经常是工具性话语，服务于地缘利益，而非一贯的原则信仰。这和美国国父们那种严肃的制度哲学思考，气质上相去甚远。

那么，国父们当年对民主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相比于选举的形式，国父们看重的其实是权力约束的结构——司法独立、联邦与州的分权、参议院间接选举、宪法对多数暴政的防范，选举只是整个系统的元素之一。（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而且这个系统是建立在原有的一系列社会基础设施之上的：英国普通法传统、殖民地自治经验、清教社区的契约传统，加上北美相对平等的土地分配结构。把这些抽象成一个叫“民主”的口号向全世界推销，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简化——而这种简化，恰恰是建国者那代人最警惕的思维方式。

而美国在对外输出时恰恰丢掉了这些——只剩“选举”一个环节被空投到完全不具备承接条件的地方。战后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无不如此。最后选出宗教势力上台，或者国家直接瘫痪，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角度看，麦迪逊当年花大力气防范的东西（派系撕裂、多数暴政），后代却以国家名义向外输出了。

那么，民主输出就注定失败吗？

那倒也不是。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确实是成功案例。但它们的成功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战前两国都已有相当的工业化水平、法治传统（魏玛德国、大正民主）、高水平的教育和普遍的法制观念；国民经历了对民族主义的彻底幻灭，愿意抛弃旧制度；还有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经济重建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美国不是把民主种子撒在荒地上，而是在已有制度土壤的废墟上重建。

而在另一些条件已经成熟的地方，即使没有美国的输出，民主也会自发成长。韩国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并不是美国的设计。韩国的民主转型，是市民社会自下而上争取的结果：学生运动、工人罢工、中产阶级的街头抗议，迫使威权政权让步，而美国做的只是因势利导。而这个转型之所以能够平稳落地，同样依赖于韩国在威权时期已经完成的工业化、教育普及和法治建设。条件成熟时，民主自己会长出来；条件缺失时，再怎么催熟也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