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7年，西夏末帝率城内官员出降，随后国亡。一个立国将近二百年、有自己文字、有自己法典、有完整朝廷体系的王朝，就此从政治地图上抹去。
 
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城破，贺兰山东麓的皇陵群也随之暴露在战火之下。缔造这个王朝的党项族人，后来去了哪里，正史几乎不提，元代以后的史料里"党项"二字越来越罕见，到明代几近销声匿迹。
 
这个问题被搁置了将近七百年，直到近现代学者拿着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重新去找，才开始有了一些零碎的轮廓。
 
西夏与蒙古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二十年。成吉思汗前后数度亲征，党项人每次都能撑住，然后在短暂的臣服之后再度举旗，几乎将蒙古人的耐心消磨殆尽。
 
1227年，成吉思汗在今甘肃清水县一带病逝，距西夏正式灭亡仅有前后脚。据波斯文献及蒙古方面的部分史料，临终前留有对西夏严加处置的遗令，但各家表述的细节差异颇大，真伪难以一一核实。
 
史学界对于灭亡之际党项人究竟遭受了多大规模的打击，至今存在分歧，尚无定论。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如果是彻底的族群消灭，那元代史料里那些有"唐兀"族属记录的官员和军人又是谁？
 
元代设有"唐兀卫"，专门将党项降附人员编入军事建制，这条记录在《元史》里有案可查。高智耀是党项人，入仕忽必烈朝，历任要职，曾多次上书议论国政，包括为儒户请免徭役，《元史》单独为其立传。
 
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说明党项人作为一个可以辨识的族群，在蒙元统治的头几十年里仍然活跃，并非彻底断绝。
 
元代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党项人归入"色目人"，位次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个安排在客观上为党项贵族和文官保留了进入行政体系的通路。
 
户籍文书里的"唐兀"标注，成为今天学者追踪党项人流向的一条线索。但这个标注的密度随时间递减，元初还相对常见，到了中后期越来越稀薄，族属认同在几代人之内大多已模糊于周围人群之中。
 
向南迁徙是另一条有史可循的路。
 
川西北岷山一带，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就有党项部落在此定居，史料中称之为"岷山党项"，与西夏的关系相对独立，在西夏全盛时期也未完全纳入其版图。
 
西夏覆灭之后，有研究者认为，河西一带的部分遗民陆续南下，与岷山旧有的党项聚落逐渐合流。
 
今天甘南与川西北交界地带，部分藏、羌聚落中是否留有党项的血脉，学界已展开专项调查，DNA采样和地名溯源是主要手段，但各家结论尚存争议，说法不一，目前没有确证。
 
宗教是另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党项人长期信奉藏传佛教，西夏境内寺庙林立，佛教经由数百年积淀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这条宗教纽带在族群流散时，为部分幸存者融入藏区提供了现实的路径。
 
西夏留存的佛教文献和世俗文书，至今仍是研究者了解这个王朝的主要材料，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批出自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
 
1908至1909年，俄国探险队科兹洛夫率队在此大规模发掘，带走文物文献数以万计，现主要收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这批材料让20世纪的西夏学得以系统重建，研究者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西夏法典、户籍册、医书、佛经的面貌，也借此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这套独立运行于西北的文字系统。
 
西夏文字在王朝覆灭之后还有一段残存期。元代部分碑刻上仍能见到西夏文，明代之后近乎绝迹，成为无人能解的死文字，直到近现代学者历经数十年比对研究才逐步释读出来。
 
一套文字从日常通行到彻底消亡，有时候只需要两三代人。文字消亡之后，那个族群留下了什么痕迹，就全靠旁人去追了。
 
今天的学界仍在拼凑这幅残图。
 
宁夏、甘肃的地方志和民间家谱里，偶有记录可能指向党项来源；黑水城出土的户籍文书正在被逐条梳理，试图还原西夏末期的人口分布状况；DNA研究在西北和川西北的部分聚落相继展开，追踪遗传层面的留存迹象。几条线索各自有所推进，彼此之间还很难完全对上。
 
参考资料：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