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录取率低到什么程度，白居易中进士那年同科共录了多少人？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礼部进士科放榜，这一年共录十七人，白居易在列，当时二十八岁。

白居易后来写诗提到这件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同榜里有人比他年长十岁乃至更多，来长安应考不止一两回。

二十八岁在那张榜上，是显眼的年纪。

要看出这个"显眼"意味着什么，得先把当时进士科的整套规则摆出来。

唐代科举分多个科目，进士科历来被认为地位最高，考的不是单纯的经典背诵，而是要当场作诗、作赋，后期又加入策论，考察对实政的判断。

这几样加在一起，对应试者的综合要求很高，能稳定写出合格作品的，本身就已经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读书人。

难度还有另一层。进士科没有固定录取配额，每年由主考官综合判断，多的年份录二三十人，少的年份十人以下都有。

应试者从全国各地到长安，人数远超录取数字，有人只来一次，有人一次又一次。

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和清人徐松编纂的《登科记考》，对唐代各年登科人员均有记录可查，是目前研究唐代科举的两部基础参考文献。

就整体而言，进士科年均录取极少，这一点在当时人的诗文和史书里多有反映，没有根本争议。

除了考卷，还有一套考卷之外的规则在同时运转，名叫"行卷"。

应试者赴考前，把自己的诗文选编成册，主动投递给长安城里有声望的官员或文人，请对方过目，借助对方名声为自己铺路。

主考官阅卷时，往往已从不同渠道听说过某人，行卷做得如何，直接影响考官对那张卷子的印象。

对没有京城人脉的外地读书人来说，这一关从起点就处于劣势。所以进士科录取，文章写得好是必要条件，文章之外的社交资源是另一重门槛，两关都过才算真的过了。

孟郊的经历最能说明这条路有多长。

孟郊反复参加进士科，贞元十二年（796年）才登第，那一年他四十六岁。

及第后写了《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两句的高兴劲儿，藏着这个人为这件事等了多久。

他写得轻巧，但背后的等待不轻巧。

韩愈也折腾了好几回。进士科接连落第，贞元八年（792年）才考中，时年二十五岁。

前几次落第时他已写信给当时的名公大卿求援，《韩昌黎集》里有这些信的底稿，语气不算客气，可见当时急迫到什么程度。

杜甫的情形又是另一回事。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有才艺者赴京应试，杜甫参加了这次应试，结果不利。

《旧唐书》有相关记载，进士及第这件事，杜甫到死没有等到过。

后人对他作品的评价，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但对他活着的时候如何谋求仕途、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这件事大概不是没有影响的。

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一个等到四十六才过，一个折腾了好几次，一个从来没过。

把他们的经历摆在整个唐代进士科的背景下，这些遭遇并非个别意外，而是相当大一部分应试者真实面对过的处境。

白居易二十八岁就拿到了这个结果，同榜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早。

新科进士放榜之后，有一套惯例要走。

放榜后，新进士会聚集在曲江池边宴饮庆贺，称为"曲江宴"；随后前往城南慈恩寺大雁塔，在塔下壁面题名，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里。

这个传统延续了相当长时间，只要有新榜，就有一批人在那面墙上留字，旧字被覆盖，新字继续写上去，年份叠着年份。

白居易那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说的就是这个场合。

十七个人里，他年纪靠后，这件事他自己写进诗里，说明那个时候在他看来值得记录，并不是要刻意压低。

这首诗的具体篇名各家辑录略有出入，以《白氏长庆集》原本为准，读者核实时可据此查找。

那面墙，见证了进士科鼎盛时期一批又一批人的题名。

安史之乱后，长安的科举秩序受到冲击，进士科的录取节奏和规模都出现过波动。到唐末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整套制度维持起来越来越难。

贞元十六年那一榜，十七个名字写上去的时候，那面墙上积着多少年的字迹了，史料没有说清楚。
参考资料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徐松：《登科记考》，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