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工厂内迁，机器设备是怎么翻越险峻山路运进大后方的？

宜昌码头，1938年秋，岸边堆的东西比仓库本身还要显眼。

车床底座拆散摆在地上，发电机外壳靠着墙，铸铁件、铜缆卷、各类模具散落各处。

这些从武汉、南京、上海辗转运来的工厂设备，全堵在三峡入口等候上行的船。东面日军正在推进，武汉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船只调度跟不上，机器就只能留在岸边，而留在岸边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

要弄明白这批机器最终怎么进了大后方，得先往前推一年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

国民政府意识到，沿海沿江的工业基础几乎都在敌军打击范围之内。经济部随后组织工厂内迁，凡是能拆能运的设备，尽量带走。

参与内迁的既有国营工厂，也有大量民营企业，纺织、机械、化工、矿冶都在其中。

去向主要是重庆及四川腹地，部分工厂最终落脚云南。这场搬迁从1937年下半年断断续续开始，1938年进入最紧迫的阶段。

迁移路线在地图上画起来简单，落到实地是另一套难题。

内迁的第一关，是把设备从沿海城市运到湖北。这段路有铁路也有水路，还算能走。第二关才是真正卡脖子的地方：从宜昌往西，过三峡，到重庆。

三峡的问题在水。这段水路险滩密布，西陵峡段礁石错落，水流湍急，枯水期与丰水期的水位落差极大，普通货轮吃水一深就有触礁风险。

装着重型机械的货轮，进峡之前就要精确测算载重与吃水，分配不当，过弯时稳定性极差。

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三峡段的运输任务，总经理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期间调度旗下船只昼夜轮班跑，尽可能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更多物资送过三峡。

据后来的历史研究整理，这段时间的时间窗口大约只有四十天左右，宜昌岸边堆积的大批物资和人员，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分批转运入川的。

船进了三峡，逆流而上的每一段都需要应对水情变化，尤其是险要的滩口地段，要靠熟悉水性的老船工配合，才能稳稳通过。

船到重庆，机器上岸，这段算是结束了。

但对于要去更远地方的工厂，上岸只是另一段麻烦的开头。

重庆以南以西，进入贵州和云南的山路，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路。

大多数路基是在山地土路上简单整修出来的，宽度勉强能过一辆卡车，坡度陡的地方车轮打滑，弯急的地方根本无法拐弯。重型设备的运输就在这里卡住了。

操作上有几套办法，看具体路段和设备大小来定。

能走卡车的路段，先装车运，到了卡车走不了的地方停下来，货物卸下，换骡马或者独轮车接力。再往前，牲口也进不去的险峻山道，就只能靠人扛。

所谓人扛，是一支临时招募的挑夫队伍，按件计酬，扁担或背篓，每次运几十斤的零件，分批次翻山。

一台机器在出发之前，必须拆解到合适的模块尺寸，最重的部件用绳索捆住，多人拉绳接力，一步一步挪过坡度最大的路段。

工程师要在现场跟着，拆到哪个位置、怎么分模块才能运输，全靠当场判断。

一旦零件在途中碰损，没有备件，就是真的坏了，到了目的地再想办法修。

这种运法放在承平年代，没有任何工厂主会答应。1938年到1940年间，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它成了实际操作。

抵达目的地之后，设备要重新安装调试。

厂址有时是山坡边临时平出来的一块地，厂房用木料和竹材搭成，简陋，但能遮风雨。

机器重新组装，接上动力，试运转，确认正常出了声响，厂子算是开起来了。

从原来的厂房出发到这里，走了多少天、经过了多少双手、被拆散了几次，有的工程师记在随身的本子里，有的根本来不及记，大家默默接着干就过了。

内迁工厂在大后方恢复生产，为战时军需和民用物资供给提供了一定支撑。

厂房比原来小，设备不如从前完整，技术工人在转移途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流失，但工厂确实重新开起来了，机器也确实转动了。

这批机器能走到大后方，靠的是河道里的船工、山路上的挑夫、守在机器旁边随时处置意外的工程师，以及大量说不清姓名的临时劳力。

那些被拆散了运进山里、又重新装配起来的机器，外壳上有时留着搬运时磕碰的痕迹，漆面磨损，铸件边角缺了一块。

在原来的工厂，这类损耗要记录在案，有人来问。

到了大后方新厂，大概没有人再追究这些痕迹是哪里来的。

参考来源： 凌耀伦、熊甫：《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各辑（内含孙越崎、林继庸等亲历者关于抗战工业内迁的回忆记述），中国文史出版社 《抗日战争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相关工业内迁专题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