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在北伐进程中曾经有很高的声望，它掌控着两湖重要地区，还有革命中央的名义，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还一度凭借工农运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这样一个政权最后走向了合流, 是因为原来的资源已经很难支撑它独立运作下去了。

名义上拥有湖北、湖南、江西等这些地方，可是实际能控制的收入是非常少的, 当时政府月度预算大概是一千二百万元，湖北能提供的收入不到三百万元，其余地区的税源既不稳定，也不能按时输送。

北伐军需要军饷，行政机关需要经费，地方治安、交通联络以及金融保持同样需要现金, 财政缺口一直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武汉政府每天都在消耗有限的储备，只要商贸、税收或者交通再出现波动，政府马上就会陷入没法周转的危机。

1927年4月推行的集中现金令，是财政压力逼迫出来的应急办法，政府限制现金外流，集中银行准备金，并且用纸币扩张来填补支出缺口，短期内这类办法能够保持机构开支，可时间长了直接会损害市场对货币和政府的信任。

武汉的尴尬境地在于财政危机迅速变成经济危机，商人担心现金被征集，资本倾向离开，贸易流通被阻碍，税收跟着减少，纸币发行增多，又让物价上涨，政府越是需要从市场提取资源, 市场就越没有心思接着合作。

财政紧张很快就传递到军队，武汉那边的军事力量虽说有规模，可是内部缺少牢固的指挥整合, 唐生智那些实力派带的部队有相当的独立性，部队的忠诚很大程度依靠军饷、地方关系还有将领自己的政治判断，中央的命令不能自动变成有效控制。

两湖农民运动一旦扩大，就让军队内部的紧张更厉害, 很多军官和士兵跟地方乡绅、宗族还有土地关系很密切，当社会运动碰到这些已有的网络，部队对武汉政策的疑虑马上就产生了，夏斗寅叛变、长沙事变这类事情，能体现出政权对军队的约束力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