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被捕后苏联为什么不营救？ 合集网页链接

13、

根据上海情报科南京-上海间的联络员，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的回忆，在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情报：

关于日军将于1941年12月8日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报；

关于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 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配合南进作战；

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

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

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

关于日攻美后第13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

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第13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的情况；

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情况；

关于日本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

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

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

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日军部署调整情况的报告；

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第13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

关于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的分析报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发起中途岛战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报。

中西功等人被捕后，上海情报科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尚未最后暴露，为了保护他们，下令所有中共党员坚守岗位，不得撤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明知非常危险，但是没有一人逃跑。

此时，特高课也确实没有搞清楚中西功等人的真实身份。在狱中，中西功拒绝回答特高课的问题，松本和野村百般审问无果后心生一计。他们把一名国民党蓝衣社被捕叛变的特工朝鲜人林得山关进中西功的牢房，伪装难友，企图套出中西功的实情。中西功中了计。他过于担心中共党员的处境，千方百计想把他被捕的情况传出去，让中共党员赶紧撤退。

这一天，松本和野村特意安排林得山的老婆来探监。林得山借此机会告诉中西功，他是重庆方面的人，他老婆正在外面活动，要把他捞出去。中西功由此动了心。他想，重庆方面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自己和汪精卫方面的汉奸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不管怎样，要利用他。要尽力把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只要他能给带出一个警报去，那么，上海、南京、北平的同志们就可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损失。时间要争取快，哪怕早半点钟，早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中西功想，事情虽然紧迫，却绝不能把“满铁”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这个名字告诉这个结识不到20 小时的人。他让林得山叫他老婆去塔斯社，“告诉那里的人。就说中西功被捕了。”

由此，特高课确认，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属于“中共谍报团案”，接着展开了大搜捕。程和生首先被捕。为了向其他人发出警报，程和生乘囚车路过上海的繁华街市时跳车自杀。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了。

随后，日本人逮捕了陈一峰、汪锦元、李德生、张敏、郑百千、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只有南京站联络员方知达乘乱逃生。

佐尔格的招供，最终的结果是招致日本人对他的极度痛恨。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特意选择在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对佐尔格执行死刑。这时，中西功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佐尔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对面更里面一点的地方。当佐尔格从他的监房前走过去的时候，中西功听见佐尔格用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再见了，朋友。”

两个星期后，张放利用日本人过节，乘着鬼子哨兵喝酒昏醉的机会，从天津日本宪兵监狱成功越狱。

47年后，张放在《佐尔格在日本》一书中说：“佐尔格在保护敌区工作的同志和组织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复敌人的审讯中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法。例如敌人追问他在上海时的工作情况时，他把重要的情况都隐蔽起来了。关于他所领导的并由我负责的中国小组的工作，被他全部掩盖起来了，未提任何具体情况，他只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个中国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从来没有姓过王，可见他是任意编造，用以应付敌人的。其实我和我的小组中重要同志的姓名，他不可能忘记。那时我们都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别建立了军事情报小组。我们都有秘密电台，直接和莫斯科通讯。如果佐尔格供出我们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不难被敌人破获。但我们的工作未曾遭受任何干扰。在佐尔格被捕两年多后，我的小组在天津遭受敌人破坏。但那是由于我的秘密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的测向机发现，因而我和我的电报员先后被捕。在审讯中，敌人虽发现我的工作与苏联有关，但他们未能把我的案件与佐尔格的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始终未曾审问与佐尔格案有关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被他们发现，我们必被送到东京归案。由于我的案子未被当作与佐尔格案有关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敌人麻痹大意的情况下，越狱逃脱。”

张放越狱后，一路“向西去”，走了六个月，到达延安。

（全文完）俄要用抗日间谍命名争议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