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彭德怀病重，侄女彭梅魁找到浦安修，低声请求说：“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浦安修听后，只说了一句话。

1972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监护点。

从1970年开始，他就经常便血，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普通痔疮，没当回事，到1972年，情况彻底变坏，一天要便血三四次，肚子持续疼，吃不好睡不好，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能够近身照看他的亲属，就只有侄女彭梅魁，彭梅魁隔段时间过来，送点生活用品，打听伯伯身体情况，亲眼看着彭德怀被病痛折磨得越来越虚弱。

眼见病情越来越重，再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彭梅魁心里着急，她想，普通人得病可以直接去医院，可伯伯的处境特殊，普通渠道走不通。

她想到，浦安修是彭德怀名义上的妻子，由亲属出面写信给周总理，或许能够争取到住院治病的机会。

于是彭梅魁找到浦安修。

见面之后，彭梅魁压低声音，直接说出诉求：“写封信，求周恩来总理帮忙送伯伯住院！”

浦安修听完，沉默一阵，只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不能写。”

事情就卡在这一步，信没有写出来。

浦安修在那个年代，政治压力压在每个人身上，浦安修自己也在单位承受批判，一举一动都被盯着。

写这封信，对她个人来说，要承担巨大风险，但换个角度，一边是重病垂危的丈夫，一边是现实压力，两难之下，她选择了自保，没有出手帮忙。

彭梅魁碰了钉子，没有就此放弃，浦安修不肯动笔，她就自己想办法，四处奔走，多方反映彭德怀病重的现实情况，希望能够引起重视，让彭德怀得到救治。

彭德怀这边，依旧在监护点硬扛病痛，他自己也不愿过多麻烦别人，身边人劝他写报告申请住院，他常常说，不要麻烦组织，还能再挺一挺，可身体不会骗人，便血的症状持续加重。

时间来到1973年4月，彭德怀一次大量便血，出血量接近一千毫升，人已经十分危险，几经辗转，一直到4月17日，他才被送进301医院，经过会诊，确诊直肠癌，已经到中晚期。

进了医院，待遇依旧特殊，病房窗户糊上报纸，光线昏暗，有专人监护，亲属不能随意探视，看病也带着编号，和普通病人完全不一样，虽然做了手术，可耽误的时间太久，病情已经很难挽回。

1974年11月，彭德怀在医院离世，终年76岁，彭德怀一生为国征战，打过无数硬仗，闯过无数生死关口，最后却倒在病痛与困局之中。

浦安修身处高压环境，害怕牵连自身，不敢写求助信，是特定时代下个人的无奈选择，但是也客观错失了一次争取救治的机会。

彭梅魁作为晚辈，没有权势，却始终没有放弃伯父，四处奔走反映情况，这份情义值得记住。

彭德怀本人，即便身陷逆境重病缠身，依旧不愿过多给组织增添负担，这是老革命家刻在骨子里的品格。

历史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就是英雄也会遭遇无力回天的时刻，翻看这些过往，记住历史教训，懂得珍惜现在安稳的日子，善待每一位为国付出过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