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中，前FBI特工Joe Navarro提到，审讯一名高智商间谍之前，他会提前进入酒店房间，重新摆放家具。

他要让自己的座椅，比对方高出一两英寸。

对方从来没有注意到。

谁先进入房间，谁安排座位，谁递水，什么时候休息，都可能影响一场谈话。

继续看下去，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不是普通嫌疑人，那是美国前陆军士兵Roderick “Rod” Ramsay。

Ramsay智商极高。据Navarro回忆，他的测试成绩是二战以来美国陆军记录中的第二高。他记忆力惊人，能从拜占庭帝国谈到混沌理论，也喜欢在谈话中展示自己的聪明。

更重要的是，他的头脑里装着大量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机密。

1988年，Ramsay曾经的上级Clyde Lee Conrad在西德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Conrad在驻西德的美国陆军第八步兵师工作，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却长期将文件出售给东欧情报机构，最终流向苏联。

Navarro当时接到的任务，只是去问问曾和Conrad共事的Ramsay，看他是否知道一些情况。

第一次见面时，Ramsay一直在抽烟。他谈吐不凡，很乐意谈论北约、军事和历史。当调查人员提到“Clyde Conrad”这个名字时，Navarro看见他夹着香烟的手轻轻颤了一下。原本向上升起的烟，在空中折出一个短暂的“Z”，很快又恢复平直。

Navarro没有追问，也没有认定他在撒谎。

过了一会儿，等Ramsay点燃另一支烟，他再次提到Conrad。烟又抖了一下。

肢体语言并没有告诉Navarro，这个人就是间谍。它只是提醒他，这个名字对Ramsay有特殊意义。

他把这个细节记了下来。

那时Ramsay还没有被捕，甚至没有被正式认定为嫌疑人。他早已离开军队，住在佛罗里达，后来以开出租车为生。Navarro虽然产生了怀疑，却没有足够的证据采取行动。

此后的几十次谈话，基本由Ramsay自愿参加。他可以拒绝，可以离开，也可以随时联系律师。

Navarro刚进入FBI时，一位老特工曾告诉他，访谈的重点不是立刻取得口供，而是争取足够长的相处时间。

只要一个人愿意和你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更久，他迟早会说出一些东西。太急着要口供，得到的常常只有防御。

Ramsay不是一个容易被压服的人。他聪明、自负，喜欢智力上的刺激，也容易轻视自己认为不够聪明的人。如果直接质问，他很可能马上关闭自己，或者反过来控制整场谈话。

Navarro没有和他比谁更聪明。他先去了解，这个人需要什么。

Ramsay知识丰富，却很少遇到能够和他长时间谈论历史、文学、数学和军事的人。开完一天出租车以后，日常生活也未必能给他多少智力上的刺激。

于是，Navarro和搭档Terry Moody把一次次见面安排在酒店房间里。Ramsay有时刚结束长达12小时的工作，便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再坐下来谈几个小时。

那些见面不太像审讯。Ramsay可以尽情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的聪明被看见，他说的话有人听得懂。

他也许以为FBI主要在调查Conrad，也相信自己足够聪明，可以控制谈话。与此同时，他的确享受这样的相处。

因此，他一次次回来。

Navarro也确实喜欢和他聊天。

Ramsay风趣、博学，他们都喜欢历史。Navarro后来坦率地说，他喜欢Ramsay，也喜欢许多曾被自己送进监狱的人。他并不因此对他们做过的事少一分判断。

他喜欢Ramsay的头脑，却无法接受他的道德观：对国家的背叛，对犯罪的轻慢，以及为了金钱和刺激，把无数人的安危置于危险之中。

酒店房间里还有一套不显眼的秩序。

Navarro会提前查看房间，请Ramsay坐到指定的位置，让自己的座位略高一点。他决定什么时候递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结束一个话题。

Ramsay提出出去抽烟，他有时会说：“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先谈完。”

这些动作单独看都很小。连在一起，谈话的节奏一直掌握在Navarro手里。

他让Ramsay感到舒服，却没有让他主导。他靠近这个人，也始终记得自己为什么坐在那里。

有时，他们会递给Ramsay一张白纸，请他回忆当年办公室里某个人坐在哪里。

Ramsay喜欢这样的记忆挑战。他画出座位以后，他们再问，隔壁是什么办公室，门在哪里，复印机在哪里，文件柜又在哪里。

一点一点，他画出了美军第八步兵师G-3作战计划部门的布局。

他还能复述看过的机密文件，记得某段话在哪一页，位于页面的什么位置。起初，一些军方人员不相信。等他们找出原始文件核对，才发现Ramsay说得惊人地准确。

这时，事情开始变得可怕。

Ramsay承认，自己曾用摄像机拍下数百份文件，交给Conrad。其中包括美国和北约在中欧的防御计划、部队调动方案、军事通信资料，以及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方案。

他还曾私自带走高度敏感的核武器授权资料。

这些秘密经过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最终流向苏联。1990年美国检方公布的材料称，Ramsay从中获得了大约两万美元。

有一次，Ramsay对Navarro说：“如果我更早遇见你，我的人生也许会不一样。”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伤感，但也不能替他卸下责任。Ramsay不是在无知中偶然走错一步。他很聪明，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把自己的能力用在了另一条路上。

随着谈话继续，他一点点说出了那些秘密。他一直随身带着律师的电话号码，却从来没有拨打。

被捕时，他问执行逮捕的特工：“Joe（Navarro）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到那时，他仍然认为Navarro是那个理解自己的人。

这份信任有设计的一面，也有真实相处的一面，很难完全分开。Navarro没有假装对他的头脑感兴趣；他也没有因为理解这个人，就忘记自己为什么接近他。

人的感情本来就很复杂。理解和判断可以同时存在，欣赏和厌恶也可以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Ramsay后来因间谍罪被判处36年监禁，服刑约23年后获释。服刑期间，他和母亲仍然多年给Navarro寄圣诞卡。Conrad则在德国被判处终身监禁。

按照通常的叙述，这应该是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一名观察敏锐的FBI特工，从一支轻轻颤动的香烟入手，经过几十次谈话，终于查清了一起严重的间谍案。

但Ramsay被捕时，Navarro和搭档没有参与给他戴手铐，也没有出去喝酒庆祝。

Navarro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看到的是几重悲剧：一个极其聪明却被浪费的头脑，一个母亲看着儿子走到这一步，以及这场背叛已经造成、却还无法完全估量的损失。

他完成了工作，也确实把一个间谍送进了监狱。但面对这个和自己谈了两年、也曾让自己真心欣赏的人，事情并没有因此变得痛快。

调查期间，Navarro瘦了27磅，开始频繁生病，淋巴结肿大。后来，他陷入严重的抑郁和焦虑，在床上躺了很久，最虚弱时甚至很难翻身。用了九个月，他才逐渐恢复。

在访谈前面，他刚刚讲过，人类不可能绕开情绪。负面感受会先占据大脑，必须得到处理，人才能继续做后面的事。

到了这个案件里，他自己也没有例外。

恢复以后，Navarro回到FBI，继续参与调查，又把间谍网中的几个人送进监狱。后来，他为特工和情报人员讲授非语言行为，也把多年对人的观察写进书里。

这起案件成了他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他专门写了一本《Three Minutes to Doomsday》，讲述自己和Ramsay的这场漫长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