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白色恐怖笼罩国内，周恩来远赴莫斯科开会。轮船刚靠岸就被日本警察截住，对方掏出档案直呼他本名，一场生死盘问就此开场。

1928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到处是搜捕与屠杀，党组织已经很难在国内找到一处安全的场所召开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只能放在遥远的莫斯科举行，这也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奔赴会场，周恩来和邓颖超改换身份，伪装成做古玩生意的商人，搭乘日本客轮，打算从大连登陆，再取道满洲里出境。

轮船途经青岛停靠，周恩来上岸购置了不少报纸，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普通生意人很少大批量买报，这个细微的举动，引起了船上日方暗探的注意，危险已经悄悄缠上了这对夫妻。

船抵达大连码头，二人还没有走下舷梯，几名日本水上警察就围了上来，当场进行盘问，眼见气氛紧张，邓颖超想要一同跟着接受讯问，周恩来却厉声制止了她，坚决不让她跟着过去。

这不是不近人情，而是残酷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一旦两个人同时被带走，万一身份暴露，便是全军覆没。

把邓颖超安置到城里的旅馆等候，自己只身跟随警察前往水上警察厅，所有压力和风险，全部由他一人承担。

在警察厅内，日方反复盘问籍贯、年岁、从事的行当，不断寻找口供里的破绽，审讯中对方抓住一个疑点发难，质问既然舅舅姓周，为什么他自称姓王，周恩来从容解释，舅舅属于母系亲属，和本人姓氏本就不一样，逻辑滴水不漏。

警察又判断他当过兵，怀疑是革命军人，盯着他的双手查验，周恩来坦然伸出双手，手上没有长期握枪形成的厚茧，让对方的判断出现动摇。

紧接着日方拿出情报档案，直接点出他就是周恩来，面对被戳穿身份的巨大危机，周恩来没有慌乱，冷静反问对方拿出确凿证据，因为没有实打实的物证，仅凭一份情报，日方也不敢随意拘捕身份不明的重要人物，最后只能将他释放。

脱险回到旅馆，一直惴惴不安等待的邓颖超才松了一口气，离开大连之后，身后依旧有便衣盯梢，一路上步步小心，辗转多处，历经重重关卡，二人才平安抵达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周恩来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很多人读到这段往事，会惊叹于他临危不乱的胆识，但在我看来，这份冷静，不单单是个人心理素质出众，更是长期地下斗争淬炼出来的生存能力，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悍不畏死的冲动，而是身处绝境，依旧保持理性，保全同伴，守住组织秘密。

乱世之中，没有硝烟的对峙同样是生死较量，不靠蛮力，依靠头脑与定力化解危机，老一辈革命者的这种斗争智慧，时至今日读来，依旧让人深受触动。[YEH]